畅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编者按：1985年2月4日，在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期间，举行了一次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九条的座谈会，部分与会中央委员就如何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交换了意见。座谈会由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教授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千家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书面发言）
叶笃义：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冯之浚：上海铁道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吴富恒：山东大学教授
陆士嘉：北京航空学院教授
赵今声：天津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钱伟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教授
谈家桢：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彭迪先：四川大学原校长、教授

费孝通：我们今天召开座谈会，题目是“两个尊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近，民盟中央组织了两次教改问题座谈会：一次谈高等教育改革，

另一次谈中等教育改革。在这两次座谈会之前，我写了封信给胡耀邦同

志。信的大意是：教育必须改革，人心思改，势在必行。再不改革，就会有很多教育工作者要改行。

教师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中，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济待遇问题。小学教师只拿几十元钱，生活太苦。所以有的教师就改行了。从教育园地来说，这也是水土流失，或者叫“智力流失”。这个趋势不停止，教育的困难就不堪设想。

迅速改善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

费孝通：我认为进行教育改革应该有个突破口，就是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不是小提高，而是震动性的提高，较大的提高。

问题是钱从哪来？我找了几个搞财政的朋友。他们出了一些主意。首先是在教育经费里打主意。许多学校的经费没有精打细算，并未好好用在教学上。行政摊子很大，很多工作人员拿了工资不做事。这是穷人家摆阔气。学校要打破衙门化。

我关于经费的设想是为提高小学教师的工资增加100个亿，使原来的150亿变成250亿元。这里1/10，即25个亿由教育部打主意，在改革中节约出来。学校里有浪费，当校长的都心中有数。节约出25个亿是可能的。第二个1/10，应该由别的部门办的事，不应从教育经费里开支。比如，小学教员没房子，应该由市政府来管。教员的公费医疗，由卫生部管。各部门都为教育做些事情，这样教育经费又可以省出25亿。国家再给教育多拨25亿。还剩下25个亿发公债，由人民群众用各种方式承担。

教育是国家大事，小学教师应该是崇高的职业。他们的待遇应该改善。如能筹集出100个亿，教师的待遇就可以有一个震动性的提高。这样，小学教师的境况就会好一些，就能安心于小学的教学工作，就能收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吴富恒：据我所知，小学教师的问题确实和大学的问题不一样，他们

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待遇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了，才有社会地位。按他们的说法，现在大学要求自主权，小学校长还远远谈不上自主权，小学的事还是各地区的局长、区长、社长（乡长）说了算。

谈家祯：现在大学教师在社会上比较受人尊重，中小学教师就不受尊重。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情况就比较好。优秀小学教师的工资甚至比大学的教师还拿得多。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是个分工问题，不应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造成很大的差别。

世界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中小学教育都很重视。一般大学毕业生要经过测试之后才能教中学。在我国，现在有些教师高中毕业教高中，初中毕业教初中，在农村小学教师的地位更低。这说明我们对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

赵今声：1984年天津市人代会讨论经费预算，教育经费的绝对数比上年略有增加，但由于招生人数的增加，人均经费实际上是下降了。许多中小学条件很差。可是，最近天津市正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建文化街。天津有个天后宫（也叫娘娘宫），靠近三叉河口，过去是船员出海前及到港后烧香谢神的地方。后来是妇女们抱娃娃的地方，是个封建迷信场所。现在要重修。鼓楼在新中国成立后拆了，也计划重建，搞成文化街。为开展旅游，修复文物古迹，本无可厚非，但中小学的学习条件那么差，却没钱解决，真不知什么是战略重点。

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创造型人才

费孝通：我看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

昨天我家里有几个亲戚的孩子来。我问他们谁的成绩好，怎么好法？最好的九十几分，只会背书。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智力、知识的差别，而

是背书的差别。

彭迪先：现在教师采用的都是“注入式”，不是启发式，是死记硬背，填鸭式。

叶笃义：这是死读书，完全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费孝通：这种教育是害人的，教出来的青少年没有创造性。小学搞不好，中学基础差，大学就没有希望。所以，我说，教改也好，尊重知识也好，改革总要有个突破口，要采取一些震动性的具体措施，要增加小学教师的工资。

谈家桢：讲突破，首先思想要突破。否则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宪法第二章第46条明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可是教育部门到现在作报告，还只是讲普及教育，没有义务教育的观点。所以现在的关键还是在思想上的突破问题。

现在办学校、机关、科研单位都搞“大而全”，“小而全”，用围墙围起来，部门所有制造成人才不能流通，这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搞封建那一套，这陈腐的一套不破除，改革就行不通，“四化”就没希望。

我们的大学教育现在着重培养跟随型的人才。综合性大学只设文理学院，这是“综合不综”。独立的研究所培养博士研究生，做一篇论文就可以得到学位，这就很难有广博的基础，真所谓“博士不博”。

钱伟长：大学教师里照样有一些人照本宣科。学生照样背书，这很可怕。刚才谈到学生背书，我还知道，某校有个教授，提升时没什么优点可说，最后由于板书写得好，提升为教授。大家管他叫“板书教授”。

谈家桢：现在高等学校设置的专业越分越细，培养的目标是什么专家、工程师，实际上基础不扎实，是些“奶油蛋糕”，中看不中吃。在教育方法上，可用上海一句话叫“卖条头糕”。讲起课来，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条理分明，口齿清楚，学生听着方便，记得下来，背得下去。可是，这又怎么能培养出能独立思考的创造型的人才呢？

有的教师教书，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全部按大纲，按统编教材。我

认为统编教材有很大的局限性。

钱伟长：统一教材不科学。30多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创造性的东西并不多。我们讲成绩，主要只能同国内过去的水平比。如果要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那教育工作的差距还很大。未来长期的建设不能靠我们，要靠我们的娃娃，“百年树人”，教育的任务实在艰巨得很。我们的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全是空话。

黄药眠：大学教授不能照本宣科，要说点人家没说过和与众不同的话，并且要能言之有理，有据，不然大学教授同普通的讲师、助教讲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学校要精简，经费要节约，重点学校问题不小

钱伟长：现在教育经费缺乏，可是重点学校经费太多了。各个学校同样为国家培养人才，但条件却大不相同。我认为应该取消重点学校。某个重点大学得到世界银行方面的贷款3000万美元。这是一笔很可观的经费，可谓“得天独厚”。重点大学成了重点花钱的学校。称名牌学校我赞成，设重点学校我不赞成。教育经费应该合理分配，这样各校都能多办一些事。

陶大镛：现在重点不少，并且重点里有重点，重点里的重点以外还有重点。像少数几所高等院校，就是一批重点里的重点的重点，不少学校都觉得这样封的重点，不公平。我也认为这样搞法不妥当。

彭迪先：我不懂为什么要把大、中、小学分成重点非重点。我曾问过有关方面，他们说，这是“文革”造成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先办几个重点学校，取得经验后再推广。结果怎样呢？在高校的教师、学生乃至家长之间，就引起种种矛盾。教育行政部门抓了重点，忽视了一大片。非重

点学校、非重点班的学生说，我们是“陪读的”，很多人丧失了上进心。

许多教师反映，非重点学校、非重点班的学生很难教，这使教师们失去信心，又感到很不光彩。

现在的重点学校是官封的，不一定都是社会上公认的好学校。真正的名牌学校，应该是在“两个中心”（教学与科研），“三个面向”上有成绩的。对待重点大学，可说是锦上添花，经费多，但并没有用在刀口上，效益也不高。现在的高等院校是“学校办社会”，除了火葬场，校内什么都有，机构重叠臃肿，冗员太多，光在人头费上就浪费不少。学校职工的数目已膨胀到要爆炸的程度。

陶大镛：这种浪费实在惊人。目前教育经费少，加上这样的浪费，教师的生活待遇更难于改善。现在中年教师生活水平仍低，体质也差，我最近到上海、南京、合肥一带调査了13所高等学校，发现中年教师的死亡率仍旧很高。可是，学校行政的干部的情况就不同，普遍人浮于事，这是有目共睹的。

彭迪先：他们不少人无事可做，聊天喝茶。人称“202”干部，因为他们住二层朝阳的房间。我问好些学校为什么让教师们住一层、五层和六层的房子呢？（有人说笑话，那是“516分子”。）他们说，因为教师不坐班，职工要坐班，所以要住二、三、四层。

另外，目前一个系共有20多门课，教师有100—200人，上第一线教课的大约只有1/3，同样不能人尽其才。好些老大学，我看只要挖掘潜力，都可以多开办一个学校。

钱伟长：我去美国大学访问，知道科研任务多的教师，1个人带10个学生，科研任务少的带15个学生，我们呢？一个教师只带2—3个。

咱们学校的教职工只进不出，进来的都有来头。我们现在是“十八罗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内部浪费严重，还是老一套。只看数量，不讲质量，这样人才如何培养？小平同志说5年一小治，10年一中治，15年一大治。现在5年过去了，最后10年，总要大改特革才行。因循守旧，一

辈子也办不好事情。

知识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流动将使知识充分发挥作用

钱伟长：前天我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杭州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他有25年的实践经验，希望到学校工作，在教学中把自己的经验贡献出来。总工程师的待遇较高，他却要改行，确实不是为了钱。他的要求很正当，有两个学校聘他去。可是他的单位不放，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人才不能流动，这就是人才部门所有制的结果。他写信给我，让我帮他反映一下。我认为部门所有制也是一种围墙，是一种封建性的制度。

我主张允许人才流动。既然承认知识产品有价值，就必须看到知识产品能够化为生产力。这样，掌握知识的人，就应有权根据客观的需要来供应知识，可以允许知识转让。换句话说，要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就得考虑给予一定的自主权。现在农民有了一些自主权，工厂企业也有了。知识分子也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科技文摘》的一篇文章中说，科技人员可实行聘任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我认为“合理”两字的含义不明确。“合理”很可能为“不合理”制造借口。实际上，人才的流动是种客观的需要，按这个方向流动就是合理，否则就是不合理。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才的去向是有规律的，也是可以引导的。有人担心边境会没有人去。

费孝通：可以提高待遇嘛。

钱伟长：有人说，家长到了边疆，孩子上不了学。这也不要紧，可以不迁户口嘛。

叶笃义：招聘可以实行合同制，双方可订立半年、一年或几年的合同，但说话要算数，这样人才就容易流动了。

钱伟长：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流动。可以定个界限，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应该服从分配，但可规定一个年限，3—5年之后准许流动。对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应该相信他们会选择自己的工作的。有些地方下命令不叫跑，实际上做不到，官风不正，送点礼就行了。

只要把眼光看远些，就会承认人才流动是合理的要求，也不会造成失业。乡镇经济发达以后，农村就可能出很多钱，把知识分子请去。

钱伟长：也许哪个地方的人才跑多了，知识分子的政策就会落实得好些。我认为人才的流动也可以按市场规律办，给知识分子以自主权。政府可以定些政策来引导，而不是阻止。

吴富恒：通过多年的观察体会，我认为国内的封建思想仍很严重。例如，有些学校搞行政工作的人，还保持着小农经济的头脑，在用人问题上更为突出。他们有决策权，却不知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和他们的文化水平低甚至愚昧无知有关。我以为选拔人事干部必须慎重，人事工作不改革，也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障碍。

我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当是一个学者，懂业务，还须有管理的本领，不能是书呆子。如果不会管理，权力就会旁落，或者工作紊乱。

党政必须分工，如不分工，党政工作都难搞好。党政不分时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谁也不负责。

陶大镛：这叫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又不领导。

吴富恒：据我所知，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同计委的关系很大。计委决定教育经费预算的安排。如果不把教育放在战略重点地位上先行一步，四化就会受很大影响。我们要搞点人才预测，决不能有什么兵打什么仗，没有兵就不打仗。我们进行教育改革，要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考虑。我们的新宪法高瞻远瞩，规定了政府要负责搞好人民教育，人民有受教育的义务。现在有些人不送子女上学，让他们去赚钱。我们应该遵守宪法的规定，实行义务教育，务使全部学龄儿童上学，这是公民的义务。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讲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思想教育。不要一说政治就只是搞阶级斗争，一说计划就是搞重点工业。这些都是片面性思想在作怪。

陶大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现在再不重视人才的培养，

我们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再多，也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去操作，反而造成了浪费。当经济大发展时期到来时，如果我们的科技人才还没有大批培养出来，将重蹈50年代在人口问题上所犯的那种失误。

陆士嘉：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教育改革，一个是科技改革。教育改革又包括很多内容：体制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政策的改革，结构的改革。关于中小学教师问题，从妇女的角度说，还有个幼儿园问题，阿姨全是女同志。国家除应重视外，也还有个财力问题，可以想一些其他办法，如发行教育建设公债。

目前的中小学师资水平太低，要提高。在首都的教学区中关村，就有这么件事：两名清华毕业的优秀生留校当了教师，他们的孩子在附近小学读书；老师给孩子出的题，父母给做了，结果得0分。因为父母答的题，小学老师看不懂。老师要求学生答考题，有五步的全要写出来。一看就出结果的得分很少，死记硬背每步全写出的，得100分，但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差。

我也赞成人才流动，但当教师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教育改革要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

冯之浚：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主题出发，就会联想到新技术革命和知识更新问题。我认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从新技术革命这一概念的背景与条件来看，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实现了三个十年的所谓“高速增长”，于是乎，某些人就得意忘形，认为“高速增长”乃是资本主义战后经济的发展规律。他们没有料到，进入60年代末70年代初，却迎来了经济停滞，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严重“三结合、并发症”，这样，西方各国纷纷改变原有的发展

战略，鼓吹“经济现代化”战略。如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改组工业”政

策，法国社会党政府的“重整工业”政策，以及1980年日本政府的“昭和产品维新政策”，实际上说的都是产业结构的转变与调整。

第二，以国外种种议论来看，国际上对新技术革命有种种提法，如“第三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趋势”以及“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等，其实我看，他们非但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甚至是很片面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提法来一次筛选，把他们的浮表去掉，留下什么呢？那就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化，从低级向高级，从劳动密集、资金密集向知识技术密集转变。

第三，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的劳动密集、资金密集和知识技术密集这三类产业都有，然而比例很不合理，将会阻碍我们的“四化”建设。

既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变如此重要，那么，我们教育改革就必须适应这一潮流，因此我认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应该着重抓好三大环节：

第一，抓好提高全员劳动力的素质和水平。把义务初等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个国家，从发展状态到发达状态，靠的是哪种教育？世界经验证明，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在谈到日本经济发展经验时说，颇重实效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日本的成功之本。西德认为职业教育是他们经济起飞的“秘密武器”。这是大头，没有这一头，高等学府再多也不能使我国从发展中状态走向发达社会。从我们自己走过的路程也能明了这一点，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首先就是技术结构的变化，而技术结构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国教育的重点，就在于提高全员劳动力的素质，这是“第一教育”，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我国要把外国的先进技术接过来，或把我国自己研究出来的新技术物化为产品，没有这批劳动力素质高的工人，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科学家先进的发明和技术，必须通过高素质的工人才能建立新产业，变成新产品。因此，务必抓好初等、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把它作为突破口，这样

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在基础宽厚的条件下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

叶笃义：要振兴经济，教育必须先行。

陶大镛：重视劳动力的素质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掌握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只有充分发挥各种科技人才的特长和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三次腾飞。

冯之浚：再说第二点，就是专家的培养。专家的培养，我觉得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综合教育，或者称为“通才教育”，就是要解决刚才谈家桢同志所讲的“博士不博，综合不综”，必须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流。这个合流有三种形式：一种叫“边缘型学科”，一种叫“综合性学科”，一种叫“横向性学科”。开拓知识面，打开新思路。二是“智力教育”，日本现在很着急，他们认为日本教育有危机，是什么危机呢？那就是“创造力”缺乏，不如美国搞得好。日本人从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生理特征、智商调査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检査，结果表明：日本的中小学质量比美国高，但到大学就不成了。究其原因据说是根源在孔丘。我说，你们自己找原因，怎么找到我们这儿来了呢？他们把教育渊源分为了苏格拉底教育体系和孔子教育体系，认为二者完全不一样。苏格拉底的教育体系是从他母亲那里得到启发的，他母亲就是助产士，你肚子里有东西，才能帮助你慢慢地生出来；而孔子是“述而不作”，只是叙述，而不创新。到了韩愈手上，还有所发展，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不谈“创新”。这当然对我们过去的教育有影响，那就是提倡背书。不但中小学生背书，连大学生、研究生也背书，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一个人用智力所取得的知识，才算知识，凭记忆的不算。”联合国教科文的研究报告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学习什么，而是怎么学习。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创新，需要智力。这就要求教育不但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智力的发展。三是继续教育。四是管理教育。我们现在的理工科，对管理教

育很不重视，现在美国的大学有3069所，其中有303所学校开科技政策课

程，我们也应在专家的培养计划中设置有关政策和管理的内容。

第三，当务之急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其他都谈不上，对培养干部而言，文凭是重要的，但光看文凭就不对了。没有一个社会是靠文凭来治国的，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模式，让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能有个奔头。干部教育应掌握三样东西：行政管理、管理科学和领导科学。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外国典故来结束我的发言。大家知道，德国有个大文豪歌德，曾花了60年的心血撰写了一本名著《浮士德》。有一天，秘书问他：“先生60年呕心沥血写这本书，究竟主题何在？”歌德回答说：我只想说明一个真理“凡自强不息者，终将获胜”。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奋力不已，自强不息，终会迎接胜利的春光。

陶大镛：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十条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第九条，这说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于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说今天我们是进入知识分子的春天了，希望在这个春天里，知识分子政策将进一步更好地落实。

·书面发言·如何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千家驹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在理论上如何宣传，而在行动上如何落实。如果没有行动上的落实，光靠舆论宣传，我认为收效是不会大的。

以“尊重知识”来说，如果脑力劳动者的待遇，始终低于体力劳动者。如果一个理发师的待遇工资还高于一个开脑外科的主治大夫（北京某些宾馆理发师工资达200元，而一些医院的主治大夫工资不过200—300元）。如果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还不及一个售货员或司机（深圳大学教授工资为300—400元，最高不超过500元，而深圳宾馆服务员一般工资连奖金在内有300多元，司机闻有达千元者）。香港大学教授的工资为1.5万—2万元港币，以官价折合人民币为5400—7200元，折黑市价则为1万—1.4万元。近在咫尺的深圳大学教授则不及其1/10或1/20。如果一个初中毕业生进了工厂当工人，每月工资加奖金可得一百数十元；而大学毕业生进了研究机关做助理员，每月工资仅数十元。在这种情况下，任你把“尊重知识”怎么宣传，也是没有用的。

这里我绝不是说，中国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太高了，而只是说脑力劳动者的待遇实在太低了。我国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研究员）的待遇不但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不能相比，与第三世界的印度、埃及、泰国等也不能相比。要做到“尊重知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必须“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当前尤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之，尊重知识，贵在实践；贵在具体“措施”，而不能托诸空言。

再以“尊重人才”来说，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必须打破部门所有制，必须让人才自由流动。这就是说，打破人事部门的垄断制度，普遍实行招聘办法。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科技人员或知识分子，尽管在本部门闲得无事可做，而别的单位又十分需要这种人才，但只要本单位不放，你就毫无办法。我国的人事制度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部门所有制。这种部门所有制是懒汉的保护伞，对人才来说是紧箍咒。压制人才，莫此为甚。我主张人才自由流动，只要本人提出申请，在一个月内本单位如不批准，可以自由离职；单位必须为他办调离手续。

有人说，这样一来，边远地区或较艰苦的工作不是没有人干了吗？“一江春水向东流”，岂不更要泛滥吗？不错，会发生这种后果，但靠强

迫命令是不能使用人才的。边远地区如果使用人才，可采取高价聘请的办法，只要有优良的工作条件和合理的待遇，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见异思迁的。

而且只有人才自由流动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才会对那些不重视人才的部门产生压力。正如春秋战国时那样，楚才晋用，晋才楚用，百里奚被卖为奴，在楚国“劳动改造”，秦穆公以五张羊皮赎之，授以国政，七年霸秦，当时真是人才辈出，诸子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史上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只要人才可以自由流动，各地方各部门就会重视人才了，这个地区不用可以去另一地区，这个部门不用可以去另一部门，这比之于前几年许多科技人才流到海外去，总好得多了。“家花不香野花香”，我国许多很有造诣的科技人才，在国内碌碌无闻，一到国外，一鸣惊人，这种教训还不值得记取吗！

打破垄断的人事制度，中国的人才便会如泉水一样涌现出来了，况且在社会主义祖国，都是为“四化”建设服务，在国内自由流动，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摘自《群言》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