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至东汉郑玄始成定本。其中包含齐国鲁国两传本及汉时古文字写本。《齐论》《鲁论》之别,古人有过简单分析,今人重视不足,其重要性不亚于分析其中各弟子传本。这两重分析未作,所以内容矛盾、重复、简略难解处甚多。若不加分析而引用,势必容易任意取舍以为我用,类似佛经。虽古本不存,旁证难定,但就内容亦可分解,由此与各弟子所传相参照。分析文献是研究工作的起点工夫。例如:称赞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其仁,如其仁”是齐人口气。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好像不知道或不承认。“乘桴浮于海”是齐人所熟悉的。“(齐)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齐人归女乐”,“齐一变至于鲁”等是鲁人口气。叙事《鲁论》居多,议论间有齐气。有的故事甚至像孟子说的“齐东野人之语”,不知是哪位弟子的门人所传。

春秋战国时,齐鲁之别从国情到社会思想都有。鲁不及齐富。鲁是三家执政,齐是田氏夺位。鲁重传统,齐喜夸张;鲁重山,齐近海。双方区别从开国时就有根源。太公封齐,是姜氏,至今民间仍传姜子牙、姜太公。周公旦之子封鲁,是姬氏,与周天子同姓。周公之弟管叔监管亡国的殷商后代而殷人叛,由此周公曾遭疑谤。周公、召公曾经“共和”执政。《诗经》中有《周南》《召南》并列。姜太公封齐,不在中枢,而后来地位超过召公。姬、姜是周代统治集团中两大族姓,互为婚姻,又互相矛盾。一为天子,一为霸主。传《诗》的有齐、鲁、韩三家。《春秋》是鲁史而传本出于齐公羊和鲁谷梁两家,西汉末始出现左氏《传》。齐多方士。秦皇汉武皆重方士求仙。除叔孙通贡献朝仪礼节外,秦汉文化实是齐风而后加楚巫风。“坑儒”是坑“颂古非今”的鲁诸生,其中未必有多少方士。丞相李斯是不是儒?“儒”既是通称,又有特定含义。有能当宰相带兵办外交的“经世”之儒(如子贡、子路、冉有),有方士化之儒,有巫师化之儒,不仅是诵《诗》《书》演“礼”的“博士弟子”。当时尊《经》。传《易》八家,汉末荆州刘表居其一。《诗》《书》《易》《春秋》所传解说中皆含有阴阳家言,也都是不同类的“经世”之学。《纬》书亦然。

齐仙与楚巫之风至魏晋转化为道士,又转向西方(前后秦时)求“远来和尚”。于是“老子化胡”同于释迦。儒生与百姓同兼“方内”、“方外”。“五胡”之后有“五代”,各族并兴,“入主中原”,“轮流坐庄”,全局由此大变。《论语》中提出的夷夏问题有了新的意义,不能用夹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齐、楚、秦、晋来概括了。

由秦汉文献可见著书人及传书人的思想言论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其中,鲁及中原传统势力较弱,兴起的强者是西秦、东齐、南楚(包括淮夷吴越),而北狄仅存于燕赵之风,不足与戎化夷化蛮化的三国相抗。孟子所指斥的“齐东野人之语”战国时必已流行。《孟子》书中尧舜禹汤传说连篇累牍。《庄子》《荀子》书大有楚气。《墨子》“明鬼”有楚巫气息。秦之富国强兵经世致用之“法”,齐之荒诞,楚之巫风,皆胜过天子礼乐古老传统。《论语》末引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末句“然则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像《新约》末的《启示录》一样,不是无因由的。靠书本的传统弱,不靠书本的传统强,然而读书儒生以外的其书不“经”,其人无“派”,后来才借佛道而传。所以秦火一灭,汉代遂以尊天子之儒为名而行齐楚黄老仙巫之实,终归于口言礼而手持兵之文武双全思想文化传统,不断变更面貌直到近代。曾国藩、蒋介石都对这一套心领神会。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岂可不见这个从古到今的“一以贯之”?

(原载《群言》199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