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突出礼义,但也谈功利,不过后者要服从于前者。

如说:劳役是人之所恶,功利是人之所好。古人“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富国篇》)。

又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大略篇》)

这是荀子阐述的义与利的相互关系。孟子回答梁惠王“亦将有以利吾国”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如果“上下交征利”,国家就很危险!

他们的对话载于《孟子》首章第一段,给初读者印象很深。印象是:读了全段,似乎孟子只讲仁义,不谈功利,不赞成梁惠王言利,二者完全不相容。后来朱熹同陈亮展开义利辨的争论中,便是这样解释的。

其实,这是误解,也是曲解。为仁义而仁义的情况一般是不存在的。行仁义而不牵涉利害关系也是没有的。行仁义,多半是施与别人,受者一般是得利的一方;施者未必都受损害,有时两利并举,或者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情况比较复杂。

利也有各种类别,如物质的、经济的、精神的、生活的、政治的、名誉的,等等,有眼前狭窄的利益,也有将来远大的功利。

另有一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守义,即为了坚持真理,坚守做人处世的原则,宁可牺牲自己生命,不向恶势力屈服。即孟子所主张,当生与义不可得兼时,宁可“舍生而取义”。

孟子以后,历代都不乏这样的志士。突出的如文天祥、方孝孺等。

文天祥为使爱国赤诚长留史册,坚决不降元朝廷,而慷慨就义。方孝孺不惧灭族之祸,坚决不替暴君明成祖草拟即位诏书。此外如有降将军无降典史的领导江阴人民抗清的阎应元等。

生命牺牲了,看来是很不利的事。但道义长存,流芳千百世,至今犹为人们所称颂。他们的伟大形象对后人所起的教育作用,其功利又无可估量了。

孟子一再劝说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行仁义,有其特定内容,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孟子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提出的改革方针,叫做施仁政。基本内容如下:

当时无地少地农民越来越多,赋税徭役又繁重,他们无力养活父母妻子。好年成,吃不饱;遇到灾荒,老弱死于沟壑,野有饿殍;壮年人逃亡四散。孟子认为,民无“恒产”,便无“恒心”,容易犯上作乱,社会不安定,国家也不会富强,而且面临政治危机,对君王也很不利。

解决的方案就是恢复井田制,重新分配田地,叫做“制民之产”,使每户农民保有百亩田(约合市亩31亩有奇)、五亩宅,种桑,养鸡、犬、猪。同时要省刑罚,减轻赋役,勿夺农时,并办学校等。这样,五口或八口之家的小农便能养活他们的父母妻子,好年成吃得饱,老年人还能衣帛食肉;即遇灾荒,也不致饿死。

采纳孟子行仁政的建议,首先得利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其理至明。这是仁义与功利关系的一个方面。

至于王公呢,有利还是有害?按照孟子的逻辑,行仁政,不必言利,利在其中了。因为由此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可以抗御秦、楚的坚甲利兵,以至无敌于天下,进而“王天下”,做天子,保有四海。这是最大的功利。就这一点言,说孟子是功利主义者,也无不可,不过他不单讲功利,而是与仁义相结合,以仁义为主。

孟子曾向梁惠王、齐宣王反复陈述是否行仁义的利害关系,警告说:若不行仁政,不推恩及于百姓,不仅将无以保四海,甚至无以保妻子。

孟子又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民心得天下论。他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他又说: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得民心的要诀在于行仁义。行仁义不是空话、大话,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到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上。得天下,保社稷;或者失天下,不保妻子,是最大的功利。这是孟子阐述义与利的相互关系。

二程和朱熹自诩是直接继承孟子道统,却高唱为了存天理,即维护君主专制,要人民灭人欲。这是同孟子义利说背道而驰的谬论。

孟子的行仁义,得民心得天下说并非徒托空言;他的失民心失天下说也非虚声恫吓,既然是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由历史实践得到验证。

举几个事例。

战国后期七雄对峙,没有哪一位君王肯行孟子所说的仁义,他们只靠武力和外交等手段,彼此争战。此时得民心得天下的规则暂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暴力,力强者胜。秦国最强,所以秦始皇能灭六国,一统天下。

靠暴力得天下的事例,历史上常出现,如晋王朝、元王朝、清王朝等。

失民心失天下这一论点,很快便在秦帝国覆灭中得到验证。

秦始皇信奉法家韩非学说,认为“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高唱“得民之心”,是“不知治者”的无用的空论,民智也不可用,对外要靠武力征伐,对内用严刑重罚。

他灭六国后,更迷信暴力,又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顾人民死活,不施仁义。

史载: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内兴功作(指盖阿房宫等宫殿,修骊山坟墓,筑驰道、长城等),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淡其欲也”(《汉书·食货志》)。或云:当二世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指头会箕敛,收人头税)。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淮南子·人间训》)。

秦始皇父子以严刑峻法镇压人民。秦法既苛细又残酷。人民动辄得罪,或处死,或受肉刑,或罚为刑徒。谪发去骊山修坟墓的刑徒有70多万人。史称:“赭衣(囚衣)塞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

秦始皇死后仅一年,戍卒陈胜、吴广首先发难,高举反秦义旗,关东各地群起响应。两年一个月后,刘邦率义军攻入武关。赵高已害李斯,继任丞相,这时事急,杀秦二世胡亥,立子婴为秦王。二世要求同其妻子降为黔首,也不获准。不久,子婴杀赵高,降刘邦。秦亡。他做秦王仅46天,距秦始皇一统天下不过16年。一个多月后,项羽统率大军至关中,杀降王子婴及秦始皇子孙宗族。

由于秦始皇父子“仁义不施”(贾谊的批评总结),推行暴政,大失民心,短短十几年便失天下,子孙也不能保。孟子失民心失天下说应验了,而且是典型的例子。

另一例是王莽。王莽施展阴谋手段,从老妇人和小孩子手里篡夺汉家天下,已不得人心。做皇帝后,推行托古改制,违背经济规律,使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农民“摇手触禁,不敢耕桑”。而又动辄犯禁,罚为官奴隶,一队队押去长安。广大民众无法照旧活下去,大大地失了民心。在王莽篡位后十年,相继爆发了绿林、赤眉、铜马起义,仅六年,王莽被杀,失去他所篡夺的天下。

隋炀帝弑父自立后,为游江南,自长安至江都大盖离宫苑囿40余所,劳民伤财,民众送来的是建筑材料,运回去的是尸首。又三打高丽,死伤很多。民不聊生,大失民心,到处爆发武装起义,终于身死名裂,江山也丢失了。

靠武力,施阴谋,有可能夺得天下,但若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便会得而复失。秦始皇父子、王莽、隋炀帝都是典型。此外如东汉灵帝、明神宗和崇祯帝等,也都是失民心而失天下。黄巾起义后,天下四分五裂,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刘家天下不是亡于汉献帝,而是亡于桓帝、灵帝。这两位昏君听任宦官为非作歹,政治腐败,又兴党锢之狱,镇压太学生反腐朽运动,大失民心,东汉失天下以此。

《明史纪事本末》及《明纪》编者都说,明王朝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神宗向全国广派矿监税监,搜刮银子,拒不采纳各大臣的劝谏,已大失民心。崇祯帝没有设法补救。当李自成提出贵贱均田、免税免赋的政策口号时,他还不顾人民死活,加赋加派,民心丧失殆尽,终于失天下,妻子也不能保。

得民心得天下的事例也有过。

刘邦兵占关中,与父老豪杰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封宫室府库,尽除秦苛法,大得秦民之心。

项羽与之相反,除杀降王子婴外,屠咸阳,焚宫室,掳掠子女珍宝货财东归,大失关中民心。后来他打败田荣,将田荣降卒全部坑杀,又焚毁原齐国城郭室屋,系虏老弱妇女,大失齐地民心,相聚反叛。

当刘邦同项羽相持于成皋一线的两三年里,秦中父老子弟通过萧何,源源不断地输送丁壮和军事物资,大力支援刘邦,抗御项羽。楚汉之争的结果,刘胜项败,原因不少,但主要原因在于民心之得失与向背。

王莽被推翻后,竞相争夺天下或割据的政治军事集团有十股之多,最后刘秀得天下,主要原因是他采取的政策措施深得民心。如:他奉更始之命,徇地河北,所至考察吏治,释放囚徒,除王莽苛政,招降铜马义军,以诚相待,得其拥护,时号“铜马帝”。从他称帝至统一天下14年里,九次颁布诏令,放免被罚为刑徒或被掳掠为奴婢的以及被迫卖身要求赎身的,一概免为平民,并颁布特别诏令,杀伤奴婢不得减罪,与杀人同罚。

元末互相对峙的政治军事集团约有十股,最后朱元璋得天下,因其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深得民心之故。如:军纪严明,不抢掠,优待俘虏,发展营田,军食自给,取消征收寨粮,减轻农户负担,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争取汉人支持,又对于肯归附之蒙古色目人与汉人一体对待,严令北伐将士,“所经之处,或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子女”。

孟子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说,是他义利关系说的发挥,有进步意义。历史的实践证明,在一定情况下,它是真理,并非空言。

(原载《群言》199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