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是荣国府的媳妇,由于她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家务总管。如果把荣国府比作家族企业,王熙凤就是“荣国府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她的太婆婆贾母是董事长,婶婆兼姑姑王夫人是副董事长,叔公贾政相当于一名执行董事但掌握最终决策权。虽然是家族企业,但王熙凤却并没有放弃贪污腐败的机会,她一再寻找管理漏洞以牟取私利。

王熙凤贪污腐败的手段很多,比如她利用项目审批权,收取贾芸的贿赂并将其安排为项目负责人;她利用支取员工工资到发放工资的时间差,公款私用;等等。据王熙凤贴身女秘书平儿透露,凤姐曾多次将员工工资推迟发放,用于私放高利贷,赚取的高额回报均进入私人账户。被官府查处时,据贾琏估计,他和凤姐共有“七八万金”,其中应多为王熙凤“经营”所得。她本人年薪仅为60两白银,却能累积如此巨量的财富,如果在今天案发,案情陈述中得加上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自《红楼梦》一书出版以来,舆论对王熙凤的行为多有揭露和谴责。有人总结王熙凤共直接、间接害死了七个人:贾瑞、鲍二家的(因与贾琏通奸被王熙凤捉奸后自杀)、尤二姐及其腹中胎儿、林黛玉(按120回本,王熙凤献掉包计害死林黛玉)、张金哥和王公子。但是人们忽略了王熙凤在自己家中的贪污腐败行为,更较少对王熙凤以权谋私的心理动机和社会机制予以关注。这才是值得深挖的问题。

王熙凤表面上是能力强、敢负责的家务总管,深得贾母欢心,全家人都知道她是精明强干的铁腕女强人,也都十分敬重她、信任她,而很难相信她是一个罪行深重的犯罪嫌疑人,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人”。为什么王熙凤的道德人格如此分裂?

主要原因当然不是贾母等领导及荣国府各方面人士对她监督不严、教育不够,也不是王熙凤自己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理想信念出了问题,而是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存在缺陷:王熙凤道德上没有负罪感,并不觉得自己在犯罪;在此基础上,她对法律也没有畏惧感,并不担心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她可能一直认为,万一有什么事,一定可以通过找关系摆平司法机关。

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包含了很多积极有益、值得肯定的内容,但也有极大的局限性。就从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道德来看,其存在自身的逻辑缺陷,即便王熙凤真能够恪守道德规范、孝顺公婆,也同样有可能发生贪污腐败之事。

孝的本义是子女侍奉父母。《说文》指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老幼相依,这是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规范。在古代自然经济农业社会中,家庭中的父亲在血缘关系中辈分高,在经济生活中是家中最强劳动力,因而子女敬爱父母、服从父母管教,是顺理成章的。

但孝道文化也明显存在着一些缺陷。

第一,孝道假定了父母的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子女之“孝”即为“孝顺”,顺从父母,这就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尽管“三不孝”中也有一不孝为“阿意屈从、陷亲不义”,即为了取悦父母而无条件服从使父母陷于不义,但实际生活中人们基本上忽略了这一规范,如果子女不服从父母就会被视为不孝。

第二,设定了长辈和晚辈间的不平等地位及晚辈对长辈的人身依附关系,设定了不平等的财产权利关系。孝道把家庭财产的掌控权赋予了父母,一方面,长辈必须抚养子女,另一方面,子女也必须为家庭利益而奋斗。“三不孝”中有一条“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是说家庭很贫穷、父母已经年老,晚辈还没有出去做官领取俸禄奉养老人,这是一种不孝。子女不但没有财产支配权,而且他们本身也可以被父母视为可支配的财产,不仅可以被用来交换利益,在遇到灾荒等特殊情况时,甚至可以“易子而食”。在中国古代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之下,只有家庭整体利益,没有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家庭整体利益;父母有权支配、分配家产,父母健在时子女没有相应权利。

第三,孝道借助社会伦理秩序和政治制度,成为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统治阶层将孝道上升为国家政治理念,明确“以孝治天下”,并从规范家庭伦理关系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引申出“君为臣纲”的社会政治关系规范,也使孝道成为带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为了贯彻孝道,汉代政治制度中有“举孝廉”的干部选拔制度,唐代法律中有贯彻孝道的诸多条款,涉及不孝的犯罪行为从重从严处罚,带有行孝性质的犯罪行为则可以从宽发落。

第四,孝道主要规范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内部关系,而对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缺乏约束。虽然儒家文化中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因为自然经济社会人际交往范围很小,人们基本上只在熟人社会中活动,熟人社会中的其他老人也会被看作长辈、得到足够的尊重。但对陌生人,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不会依照道德规范行事。

孝道的这些缺陷必然导致许多问题:一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规范压抑人性、造成虚伪。因为父母有权随意支配子女,易导致子女的人格受到压制。因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长辈拥有更多自由,一旦长辈不能像假定的那样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就会成为不守道德规范的反面教材,容易导致晚辈也成为“两面人”。《红楼梦》中不仅王熙凤是“两面人”,社会中也普遍存在着“两面人”。因为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自身存在内在矛盾,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社会性的道德危机,《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象。

二是否定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不仅压抑利益追求和创造,也容易形成贪污腐败。当晚辈长大成人,将逐步形成其个人利益,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小家庭也成为新的利益主体,难免形成与大家庭之间的利益冲突。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生存空间有限的小农社会,这种孝道才可能长期实行。一旦涉及个人和小家庭利益,家庭成员就有可能牺牲大家庭整体利益。像王熙凤那样利用手中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做法,在其他家庭中也普遍存在。

三是形成了是非不分的道德相对主义。既然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孝顺自己的父母、只为自己的家庭利益服务,并对行孝者损害他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不予追究或从轻发落,难免使人们对家族之外的利益主体缺乏尊重,普遍缺乏公共意识、社会公德,导致陌生人社会的紧张乃至无序状态。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的逻辑驱使公职人员常把公权变成私权、把公事办成私事,为熟人办事时十分用心周到,甚至不惜违规,为陌生人办事则推诿拖延,应该办的事情也不办,以至于形成了遇事就托关系、找熟人的惯性思维。王熙凤接受别人请托,凭借贾家的人脉资源让自己逍遥法外,所以她犯起罪来有恃无恐、任性胡为。尽管道德相对主义具有尊重个体自主的道德选择和道德权利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教条式的道德普遍主义的反叛因而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它也否定了普遍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可以说,在《红楼梦》中,正是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其结果就是让荣国府的繁华变成红楼一梦。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尽管不能说“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已经被“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取代,但古代的孝道文化确实应当改变其实现形式。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即使在家庭中,个人利益也必须受到尊重,以家长权力为中心、长幼有序、重男轻女的不平等的夫妻、父子、兄弟关系,必须为人格平等、互亲互爱的新型家庭关系和道德规范所替代。明晰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关系,将抚养关系、赡养关系法律化,应当是实现人格平等、实现权利义务对应的前提。明确承认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应当成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应当是中国从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核心内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像王熙凤这样的优秀管理人才,应该作为职业经理人受聘于荣国府,不是给予60两白银的年薪,而是1200两,并在透明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下工作,她就不会把心思用在贪污腐败上了。当然,这种假设对《红楼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红楼梦》中的时代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太遥远,本文开头称荣国府为“有限公司”只是一种比方和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