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就其内容所指向的对象而言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精神信仰的经典、学术思想的经典和审美艺术的经典。同时具备这三种类型特质的文献,自然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圣经》等。

当然,近代学科分化以来,不仅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有了各领域的经典,每一学科也有学科性质的经典,由此形成了“经典之树”。如果以树来比喻,那么就有在根上的、在干上的、在枝上的和在叶片上的经典。我们只有脱离了树的局部,到一个合适的距离进行观察,才能清晰地辨别哪些在干上,哪些在枝上,哪些在叶子上。至于在根上的,仅仅靠肉眼的观察已经难以发现,它需要我们深入地表以下。人类文明之树枝繁叶茂,由根发源,最终到达巍峨的树冠,其内容可谓浩瀚如海,气象万千。如果把整棵树都作为经典来看待的话,那就太多了,今天已经无人能够通读全部经典。

我们这里要谈的经典只是学术思想方面的经典,而且是在根上和主干上的经典。学术经典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经典是一种建构世界的原初的、且常常是成功的尝试。这个世界不仅指外部世界,也包括内部世界,事实上常常是主客观连接起来加以构建的。人类必须通过一种符号系统去经验世界,而人类与其他物种最大的区别似乎就在于符号化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人类得以建立起与世界的全新关系。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这种构建世界的特别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核心就在于那些启发人类自我认识的作品所展示出的形形色色的特殊思想和观念。它们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认识的总结、凝练和概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文明的根底。人类社会的文明是靠经典来建构的,没有经典就没有文明。

第二,经典还建构了我们的情感世界,塑造了我们对理想生活的心理倾向。这个特征在那些信仰和审美的经典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但是在学术经典中,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某种修辞策略体验到其中的道德立场和情感倾向,并产生共鸣。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得到这个特征,只有不断深入以后才能发现。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堪称典范,他的《学术与政治》便是如此。学术经典在建构我们的道德和审美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三,学术经典具有十分有趣的开放特性,可作多维度的解读。虽然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日益深化,但是它仍然无法取代自然语言写就的学术经典。尽管自然语言不精确,在定义对象时不能像数学那样清晰,但正是文字的这种模糊性、互文性和不确定性,使它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效能,那就是与读者的认知偏向形成互动,完成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甚至可以是再创造。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个极为重要的案例。《资本论》作为经典,不仅提供了认知社会的理论解释,也暗藏着强烈的道德情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开放性,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被反复解读,而且被阐释出许多新的意蕴。立场迥异的学者,如萨特、阿尔都塞、宇野弘藏、广松涉等都从中找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一部经典之作,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境下也会读出不同的东西。可以说,经典在展示某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表现着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多样性。

第四,经典常常是历史选择的。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需要事件和时间的检验,所以经典之作不仅在通过观念构建历史,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与历史也是互动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命运就十分典型,它的兴衰沉浮与时代命运密切相关。

如果把以上这些特征作为大略的标准来衡量,那么经典之作的数量不会很多。阅读经典的理由,简单来说就是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的学术传统是由经典开创和塑造的,任何学术进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学者不读经典,就无从理解学术传统,也不能正确地定位自己所研究问题的基本特性和历史坐标。

学者不读经典的后果有三:一是学问的“野”。有不少所谓的学者,甚至是著名学者,虽然著作等身,但其论著常常是自说自话。他们常常随意杜撰或偷换概念,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宏大叙事,从问题意识到论证方式都没有来由,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在共同的学术传统下进行对话和批评。这好比是社会上那些叱咤风云的“书法大师”,从不临帖,直接开创自己的书体,恣意挥洒自己的“才华”,最终会沦为笑柄。二是学问的“窄”。对研究的问题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就事论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拿着鸡毛当令箭”。从一个人对选题的判断力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否读过真正的学术经典。要发现好问题,靠误打误撞总不是办法,一般来说,不读好书往往缺乏深度的觉悟,不明就里一定讲不好故事。阅读权威期刊上的好文章,我们每每为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所折服,却不知道这种能力来自其深厚的学术积累,来自经典阅读所培养起来的问题意识。很多学生的通病是临渊羡鱼却无意退而结网。三是学问的“浅”。没有经典阅读习惯的学者,不论其著作的体量大到什么程度,其学问的气质常常浮泛而浅薄,甚至轻佻,缺乏好的学术作品自然具有的内在思想深度和庄严感。好比未经历过严峻的人生历练而又自以为是的孟浪之人,其言行举止不可避免地自以为是、缺乏克制和没有涵养。这三种倾向对学术品质的损害当下即可看出,长期而言,对学术活力和学术发展也十分不利。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对经典的理解,就没有所谓的学术。做学问,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要紧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六个字:“读经典,做调研。”一定要深读经典,而且要实地调研。

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如果不读亚当·斯密《国富论》,不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不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不知道经济学的本性,也不会知道经济学演化的路径和今后可能的方向。经济学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理解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若完全不知道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积累起来的智慧,数学再好也无济于事。即使要反叛传统,也得先了解传统。

其次,学者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气质常常取决于他阅读经典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由其引发的思考的深度。经典之作多半都是关于基本问题的理解,会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学者如果能够经常进行沉思,学术气质、学术品位和思想深度一定会达到较高境界,学术鉴赏和批评能力自然也会不同凡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好的学者的水平不仅体现在研究性的作品中,也体现在其评论中。判断一个学者水平的高低,看他写的书评常常是很管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立意、趣味、思辨力以及学识,这些东西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他阅读的品质。一个熟悉经典并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一般会对自己的学问持有更高的标准,有更强的自知和自律,不会允许自己在学术上粗制滥造。他的作品未必以数量胜出,但其品质会有所保证。

再次,阅读经典会有效地延长学者的学术寿命。如前所述,如果学术是一棵树,那么经典就是它的根,根深才会叶茂。学者的本体功夫还是对经典的掌握,唯其如此,学术之树才会常青。当下,我们的博士生培养存在许多重大缺陷,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尤为严重。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学生读书的要求标准太低。该读的书没有读,对经典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学生普遍心浮气躁、降格以求,急于完成学业寻找工作。等将来学术竞争正规化以后,再回头补课谈何容易,而且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根扎不深,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不持久,学术影响力也不会持久。年轻一代学者若要选择学术生活,就一定不能迷失在物质生活的诱惑之中,要秉持初心,对变动不居的学术体制和政策保持警惕,要认准学术事业的核心和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沉下心来坐冷板凳,好好读书,夯实学术事业的基础。

这三点也是个人的切身体会。我自己从很早就开始注意读经典,是老老实实地读过不少“硬书”的。我自认为,年轻时没有迷失心性,没有倒本末、误轻重、走弯路,今天为此很感庆幸。唯一遗憾的是由于较早涉足行政事务,没有时间读更多好书。20多年来,我能够勉力兼顾行政与学术,而得以尽量避免二者彼此损害,应该说还是得益于早年的刻苦阅读以及逐渐形成的判断力和习惯。即便因为繁忙的公务而不再有以前那样长时间的沉静的阅读时光,仍然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零碎的时间进行阅读。而且,从这样持之以恒的阅读中,能够感觉到自己智识上的进步。当阅读经典成为个人生活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带来的一定是十分美好的体验。

总之,为了学术的品质、为了学者的品位、为了学术的寿命,我们需要阅读经典。

当然,在一个流行快餐学术的时代,阅读经典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呼吁。现在学术界的年轻人都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强大压力,为此而焦虑不堪。一些定力不够的年轻学者常常以此来为自己的学术机会主义行为做辩解。在我看来,阅读经典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关于“压力”的看法同样也是被某种观念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可以调整此种观念,那么压力其实也是可以被主观意志调控的。历史上有过多少不利于学术的时代,文人食不果腹、颠沛流离甚至有性命之忧,可在这些时代仍然诞生了伟大的学者。远的不说,近代以来,外国的就有斯宾诺莎、卢梭、马克思……而在中国,这样的学者更不少见。

所以,做学问重要的是初心,是献身学术的激情,是对自己生命高度负责的真正理想主义,没有这些,就没有正确的治学价值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作为学者尤其要有精神支柱。马克斯·韦伯在其“以学术为业”的经典演讲中对学术事业的修行性、严峻性作了振聋发聩的阐述,值得准备进入学术行业的人认真思考。

学术史也是大浪淘沙的历史,学者的成功往往不仅是由于其卓越的天赋,也是由于他严肃的人生选择。他视追求真理的快乐胜过物质生活的快乐,他视学术荣誉的价值重于自己的生命。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乃至“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其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无法分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