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变暖，九眼桥迤南，靠近川大和望江公园一带的锦江边上，就开始出现一排冷淡杯摊位。很有些年生的法国梧桐下，支起一盏15瓦的电灯泡，摆上一张小桌子和几把靠背竹椅，就是一个冷淡杯摊位了。一个接一个的冷淡杯摊位，沿锦江边一字摆开，可以绵延几十、几百、上千米。夜色渐浓，吃冷淡杯的人越来越多，到一江灯火，就早已座无虚席了。吃完的走了，没有吃的再来，直至凌晨，还不断有生意来，总不见老板收摊。

这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情景了。府南河改造，锦江面貌发生改变，两岸是整齐划一的绿化带或是休闲散步的绿道，随着城市的文明和规范，这样的情景几年间就消失了。成都现在还有吃冷淡杯的地方，不过已经躲进深巷或是某个正规的店面，想要享受在街口吹风、在江边乘凉，长龙式、打堆式、流水式、随意散漫地吃冷淡杯那样的嘉年华，只有在记忆中和过来人的话语里了。

鲁迅先生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一、二都跟饮食有关。一想到饮食的事儿，就仿佛涉入人生的长河，印象有深有浅，滋味有酸有甜，能够让我静下心来，理性地写下几句不得不说的话，还只有成都的冷淡杯。我去过国内外的许多城市，也吃过一些地方特色，但没有发现像成都这样的冷淡杯。在慕尼黑的露天啤酒广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在普吉岛的一条小街口，在塞纳河的拐弯处，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寨子里，我和成都的几位朋友，都摆开过吃冷淡杯的架势，但有两次被人搅局，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或者街边的懒汉，伸出长长的手，不是要走就是抢走我们的啤酒。而在另一些地方，却被无处不在的商业气息败坏了胃口，草草收场。

吃冷淡杯，常常是两三朋友相邀，一道前往。坐下来，点上菜，喝上酒，摆起龙门阵，耳热起来，话多起来，声调高起来，情况就开始起变化。桌中一人就会说，我想起某朋友可能今天在家里，我打个传呼，请他娃过来喝两杯，也不管别人点不点头，他已经站起来，走向电话亭。过一会儿桌上就增加了一两位。再隔一会儿，桌中另一位或刚来的某一位，又会同样提议，然后走向电话亭。如此几番往复，桌子就显得太小了，这时，必定会有个声音出现：“老板，再拉一张桌子过来拼起。”我经历过最多的，是拼过三张桌子，一二十位朋友聚在一起，男男女女，走斝飞觞，众语喧哗。说是朋友，其实是要打上引号的，桌上的好多人互不认识，这是吃冷淡杯最吸引人的地方。素不相识的人，甚至可能是五湖四海的人，说成都话和不说成都话的，就这样坐在同一张或大或小的桌子上聊起来。这就是成都民间社会的缩影，也是成都休闲、安逸的底色。

我的人生比较复杂。为了营生，我做过公务员，编过报，出过刊，搞过市场策划、广告营销，还做过外企的行销代表，但做得最长、最喜欢的职业还是教师。我当过从学前班、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各个阶段的老师。但我对自己的教学能力并不满意。这可能有知识储备的原因，时代需要，哪里缺人，上面点名，就上了，还没来得及充分准备。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缺乏世事洞明的学问。记得有一次，一个学生问起杜甫的诗，说《客至》的最后两句不通常理：“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学生的理由还蛮充分：诗的首联写盼客，颔联写迎客，颈联写待客，都符合那情那境，诗圣忠厚肫笃的性格、仁者爱人的情怀也都跃然纸上，唯有这尾联怪异得不通情理，不合礼节，你陪客就陪客，还去叫一个与客人素昧平生、很可能还穷愁潦倒、与客人身份相差甚远的隔壁老人，来与你一道陪客，成何体统？更何况肴尽酒残，只剩“余杯”，有否欺老之嫌？我一时语塞，东拉西扯，总算敷衍过去，愧疚却长久地留在了心里。

川渝一家亲，文化一条根。后半句是我加上去的。一次，在重庆沙坪坝石桥铺吃火锅。先只有四个人，后来各自呼朋唤友，到晚上12点以后，已经是一大桌人，喝了两箱啤酒，猜拳行令，吹牛皮、冲壳子、说塞话，不亦乐乎，这群男人们把白天沿街打望的劲儿，全用在了夜晚的酒事上。老板精瘦，一个人坐在旁边，要菜添菜，没事儿就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喝，一副满足的样子。夜深了，他支开老板娘，估计她已经睡熟后，抱了一箱啤酒过来，吆喝一声：“兄弟们，这箱酒算我的，喝！”掳袖揎拳，赤膊上阵。就在此时，我突然顿悟了杜甫《客至》最后两句的含意。难怪杜甫落户成都，蜗居草堂，也会慢慢染上一些“成都风”：川渝民风如此炽烈，谁能躲得开？同时，我也顿悟了冷淡杯何以会在我平凡的生命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吃冷淡杯，几乎是吃寡酒，菜少得可怜。几盘煮花生、毛豆角、豆腐干，有女性在，也会点一两碗白水煮冬瓜、米汤煮南瓜之类的������菜，最奢侈的莫过于上一两份卤的猪耳朵、猪头肉。点大菜，什么东坡肘子、麻婆豆腐、甜烧白、宫保鸡丁等，老板笑容可掬，回敬你四个字：朋友，莫得。吃冷淡杯，用来下酒的主要是话语，更多的时候是温馨的沉默，朋友说，我倾听，我点头，我同情，我悲悯，我欢笑，有时也跟着愤怒，或洒几滴清泪。不过，这不是吃冷淡杯的主题。即便有话语风暴、情感漩涡，一会儿就会云开雾散、云淡风清，满桌归于无语。这时，就有人出来提议，说明天还要上班或有别的什么要紧的事，大家还是散了吧。于是，大家就散了，各自骑上自行车，消失在锦江两岸的夜色中。

所以，吃冷淡杯并不在吃上，很多时候是吃寡酒。对于吃寡酒，巴蜀文化圈以外的朋友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其实就是喝酒不用下酒菜，或者只要很少的下酒菜。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刚记事的小孩儿，家在农村，住在一个有10多户人家的大院子里。我经常看到一个肤色黧黑的大汉，在自家的门槛上，支起一个像古董一样的小方桌吃寡酒。下酒菜只有几粒葵花籽。有老人回忆说，他有时只用一粒葵花籽，也可以喝上三两自家酿制的土酒，或者更多。他犁完田、挑完粪、打完柴、除完地里的草，总之是干完一天沉重的体力活以后，就坐在小方桌前，守着盛了半碗酒的土碗和几粒摆在桌上的葵花籽，开始吃寡酒的时光。从黄昏蝙蝠或燕子绕着屋檐穿行，直到夜色浓重，远方零落地响起几声犬吠，或者母亲叫他吃饭时止，他都枯坐在那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拈起一粒剥了皮的瘦瘦的葵花籽，慢慢送进上下牙之间的缝里，怯生生地、精细地咬上一口，左手举起碗，喉结滑动，浅浅的笑容就在不经意间打破沉默，在他的脸上荡漾开来，很快又复归于沉默。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眼神枯涩凝重。对于他的身世，我所知不多，只是听妈妈说，他和8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他做重活，母亲不让他上灶，一日三餐做好叫他。除了看他吃寡酒，我想不起他说话，没有关于他声音的记忆。我不止一次问妈妈，他为什么一个人吃寡酒。妈妈说，他苦啊！苦就要吃寡酒吗？妈妈说，苦是一种毒，吃寡酒，苦毒就解开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妈妈为啥喝酒，而且我才六岁，她就让我陪她喝酒，使我一生嗜酒成性，而从不知后悔。还需要交代几句。没过几年，大汉的母亲走了，又没过多久，大汉也走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尸体，到那时我才发现，关于大汉脸色的记忆也许错了，不是黧黑的，而是菜青色的。去年我回到乡间，居然还有人跟我说起大汉的故事。

就这样，吃冷淡杯和吃寡酒，就与我童年的某段经历缠绕在一起，进入我生命意识的深处。我总有一种冲动，要纠正人们对川菜的认识，尤其是有关成都饮食的误区。麻、辣、烫只是成都菜的外表，冷淡杯才是它的内里，就像成都人外表火热、奔放，骨子里宁静、悠闲、安逸；外表直率侠义、两肋插刀，内心柔软如水，理性、善良甚至不乏谦卑。地道的成都人说“冷淡杯”，“杯”字总是有儿化音，且悠长高扬，悦耳动听，因为那里深含一种来自民间的高贵，它构筑起成都精神的底层：刚以柔现，柔使刚韧，面对大风大浪、大坡大坎，游刃有余。

年岁渐长，世事沧桑，我就更加怀念成都锦江边上一条龙似地吃冷淡杯的情景。说起来，这种情感有些老土，互联网、元宇宙时代，你还沉溺在那些乡土记忆中？是的，是这样的。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今天有一种力量正在把我们分开。说到底，网络把我们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的不是别的，而是分离。我们或者在这种悖论中挣扎，或者在这种悖论中警醒，我们不能被资本、技术和某些无形力量所支配。吃冷淡杯看似微不足道，与此毫不相关，却可以让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在“冷”和“淡”中，解开各自的苦毒，渗入温暖的亮光。

回顾一生，除了家人，能够始终坐在一张桌子边吃饭的人并不多。特别是你几经沉浮之后就会发现，桌子边的人始终在变，甚至始终在减少：有的走远了，有的走丢了，有的转身而去再也找不着了……对于我自己而言，如今剩下最多的还是那些当年一起吃冷淡杯的朋友。或许他们当初就和我一样，吃冷淡杯就是聚一聚、说说话，相互温暖温暖。

前不久，几位老朋友小聚，席间一位忘年交几度哽咽。荣休前，他有过一段不短的前呼后拥、杯觥交错的时光，现在说起请客吃饭，他总有些畏惧。他用手指着我们几位说，“恐怕真正愿意来的就只有你们这些当年一起在锦江边或河心岛吃冷淡杯的朋友了”。那声音，我听起来是如此的辽远和苍凉。

那位忘年交是过虑了，我相信不会的。尽管吃冷淡杯的时代正在远去，但成都的底色一直都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