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是很奇妙的。被风沙掩埋的种子,你以为失去了水分,不期然间,它的根扎得很深,像蒺藜子、骆驼刺一样,它生长着、刺痛着,刺痛你在粗粝倦怠的生活中一颗不甘被磨平的心。

在艺术创作里,每个人都是孩子,有自己的天真、幻想,把不能实现的梦寄托于舞台,这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在天缺一角的时候,我们建起一座空中楼阁,奋起一搏,把“心伤”炼成一片五彩石,照亮幽暗的世界,这就是创造的艺术。历经五年,忽然一个冬夜,话剧《“江”之恋:书生费孝通》迎面走来。

本剧以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及学生、复旦大学教授刘豪兴对费孝通的“精神重访”为视点,以“学生·江村”、“先生·江山”和“书生·江海”为全剧三章,以世界即是一座“行走的书房”为时空意蕴,以心灵追觅、理性思索的叙事体诗剧为艺术风格,演绎费孝通毕生行走天地、永葆书生本色的“山河恋”。

为什么是费孝通?又为什么是“书生”呢?总要找到心念所系的那一颗音符,怦然作响。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一代宗师,中国民主同盟的元老、民盟中央原主席。年轻人或许多少知道,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曾任职高位。但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他是一位文笔精警的作家和视野前瞻的思想家呢?

今天,我们重观费孝通跨越两个世纪的近百年人生,并于中国现代进程的艰难长旅和文明坐标上深度思考,这个走了一辈子的“非书斋型”书生,洄游山河一世,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牵念无涯的学者,他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代表”的、又深望能赓续“代言”的,又是怎样的一代人?这是本剧贯注的关乎文化自知、自觉与自信的“费孝通之问”。而我们所寄寓的“答卷”,也许就在剧中水滴石穿、涓滴汇海的无尽航行之中。

20岁时,费孝通决定,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弃医从文,发愿疗救“社会的病痛”。28岁时,他根据吴江开弦弓村的调研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名扬海外。他治学参政,亦著作等身。晚年,从社会“生态”再度转向文化“心态”的愿景勾勒,实则是对自己青年时代思索的回归和回应。径直说,人们温饱之后,又当如何?“千山万水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坎坷历遍,世相阅尽,他也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最为期许的“角色”就是做好一名老师。

进而言之,知识分子如何追求并坚守真理呢?费孝通认为,有没有社会良知,成为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的分水岭;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先得独立思考一番;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固然可以拿去做装饰品,但更可以做粮食。知识分子的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

志者,士之心也。虽然费孝通留学英国,但他的这种风骨,无疑有着中国传统“士文化”中的高贵品性。此诚然与其书香世家的出身有关,而给予他精神衣钵的,更多的来自恩师潘光旦先生。

从学子生涯到执教讲坛,从烽烟滚滚到南下北归,从奔走田野到守望一隅,潘光旦与费孝通始终不离不弃,亦师亦友,如兄如父。可谓形影相从四十春,比邻而居二十秋。他们都爱散步,每当傍晚时分,人们常会看见两人在校园外并肩而行的背影。

戏里有一段费、潘散步时的对话:

费孝通:先生,您觉得,读书是为了什么?

潘光旦:读书是为了不随波逐流,守住灵魂的底线。

费孝通:走路,走很长很长的路,又是为了什么?

潘光旦:让灵魂跟上人生的脚步。

费孝通:人生最难的是什么?

潘光旦:最难的,不过求得一、心、安。

费孝通:知识分子何以有为?

潘光旦: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就是说人话。

费孝通:要是走累了、说累了呢?

潘光旦:旅途之中,总有几分春暖、几分秋凉。

费孝通的一生,双脚踏遍世界,双眼看遍世界。他心里明白,任何时候,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良知的人,需拥有的是视野,是判断,是悲悯,最不能失去的是思考的权利。

1999年,在纪念潘光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年近九十的费孝通发表了《推己及人》的演讲。他说: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要想找到自己,办法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知己,就无从“推己”。不能推己,如何“及人”?

做千人易,做一己难。如实说,这番肺腑之言,已不仅是费孝通对恩师的怀念,也跳脱了“熟人社会”的观念藩篱,而从自我反思进入文化反思。中国正在走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之路,为了这条路,晚年的费孝通所做的最后一个命题,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发展、特色和未来的趋向,不是“文化复旧”,也不是“全盘他化”,而是在自我觉醒、自我反思、自我创建中,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选择。

我们在《“江”之恋:书生费孝通》中所看到的费孝通毕生关切的,无论求真还是务实,无论经济富民还是美美与共,一切“自觉”,都必将归位于“自知”。文化自觉,就是文化自知。不自知,何以知人,何以知世界、知未来,又何以真正自信?现代之旅,“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问谁不在水中央?毋宁说,这也是费孝通洄游山河一世而未竟的书生夙愿。

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就是美美与共。

话剧《“江”之恋:书生费孝通》不是为了给费孝通立传,也非立德、立言、立功,我们寻索着费孝通的点滴足迹和片段,努力浮出一线“立心”,为的是努力接续鲁迅所言的“立人”;更是为了走出传统儒家修身伦理的“自恋”,越出一国、一族、一地、一屋的窗户,从更广阔的文化格局中,眺望从“他律”到“自律”的现代文明思想。

采薪已然不易,传灯望之弥远。一粥一饭尚有尊严,信念寄命何其大矣。得已或不得已,那些注定要迷路、走散或遗忘的人,无非是视距和心志不同罢了。

我们曾去拜访潘光旦的祖居——潘家门楼,藏于上海罗店古镇的老街小巷。这处明代遗留的建筑,形貌犹在,却已断壁残垣,今为民居。我到访时,大门敞开,未见他人,院子里晾着被子、香肠,盆罐里种着青菜、豆角,通向堂屋的过道上挂着一条长裤。附近,宝山寺一派庄严,练祁河流淌千年,它一头连着吴淞江,襟带费孝通的故里吴江及著名的江村;一头连着潘泾河,汇入长江,从古老的采淘港奔向东海。

宋人吴惟信《泊舟练祁》诗云:“片帆屡卷暂停船,东望微茫接巨川。……银鲙丝莼今正美,且拼一醉曲江天。”费孝通也曾诗意地想象,自己是一滴乡土的水,最终,融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