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看他读什么书，二是看他怎样读书。而如果是一位作家，读书的结果则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史铁生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尤其值得探讨。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史铁生读过哪些书？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史铁生的藏书目前还没有像鲁迅、巴金的藏书那样捐献给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无从了解。其次，他极少专门谈自己读过什么书、曾经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外国作家的影响），这些都是许多作家喜欢谈论的，他却不曾谈过。于是，史铁生读过哪些书就成了一个谜，我们只能从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所透露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哪些书曾对他产生过影响。不过，前几年出版的《史铁生全集》还是提供了不少线索，特别是全集中收录了他的“读书卡片”以及书页边留下的笔记、批语等，使我们可以对他的阅读范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就从他的《我与地坛》谈起。这篇文章最初写于1989年5月5日，两年后在《上海文学》发表。其中谈思、谈想、谈观察、谈感悟比较多，具体谈到读书的地方很少，仅有第二节淡淡写道“我在园中读书”，再就是第七节提到“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至于读的是什么书，他没有说。

10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坛》一文中也曾提到：“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其中还提到，那时他已经读了罗兰Ÿ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他还认为，所谓回归“零度”，就是“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生命本无意义，但“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

这当然都是后话，是史铁生的阅读在20世纪90年代悄然发生变化后的恍然大悟，他早期的阅读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随笔十三》这篇作品中他承认：“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十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窃自的描绘。”再看他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首诗就是贺敬之的《回延安》。史铁生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也提到：“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那时他第一次住进医院，还祈盼着早日出院。但实际情况却越来越糟，前景极为不妙，为此护士长特意安排他住进了高干病房，不久，又将楼梯间开辟成真正的单间给他住，理由便是“这孩子爱读书”。他深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

在《文革记愧》中，他提到读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引起他的一些联想，他还说“马列的书读得本来不算少”，《毛泽东选集》当然也读过。从孙立哲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也能发现史铁生早期阅读的蛛丝马迹。

变化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1989年，史铁生娶陈希米为妻，这件事对于史铁生后期阅读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私人大事排行榜》发表于1996年，他在文中提到了加斯东·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加斯东·巴什拉是法国哲学家，他的这本书恰在当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一种出版。史铁生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是1994年出版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探讨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命题，第二部分写主人公与妓女丽莎相识的经过。1996年史铁生出版了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务虚笔记》，因此我们能否推测，陀氏的小说对于史铁生有一种“文本的启示性”呢？

再来看作于1989年的《安乐死断想》，这是史铁生作品中难得一见的读书笔记。原书作者楚东平对当时世界上有关安乐死的情况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不仅引起了史铁生的注意，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了安乐死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生死问题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在另一篇作品《神位·官位·心位》中，他提到了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他说这本书“令我茅塞顿开”。所谓顿开，即由此得到启发，对人与上帝、与神、与佛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灵魂、信仰、天堂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谈到自己所理解的那书中的意思：“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虽然他一直没放弃对上帝、神佛、灵魂、信仰、天堂等看上去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思考，但他并不主张以虚无的态度对待人生，所谓“解脱”和“得大自在”，在他看来则意味着逃跑。

所以，他在《给杨晓敏的信》中写道：“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西西弗）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这种见解来自法国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他在《给李健鸣的信》中再次提到西绪福斯：“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

这种对于生命的思考，就一个作家而言，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写作上。在《无病之病》一文中，他对诗人帕斯“诗是对生活的纠正”加以发挥道：“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地栖居’那样一句名言。”如此说来，写作既是对人生苦难的发问与关怀，也是对生命意义的阐发和建构。他在以“宿命的写作”为题所做的讲演中也涉及这个问题，提到了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生命的意义》一书，并表达了他的理解：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这是其一；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内在的建立，这是其二。所以他说，他的写作与文学并不相干，只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

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史铁生的思想是如何通过读书实现涅槃的？

如果说史铁生的早期阅读更偏重文学、艺术的话，那么后期阅读则多与思想、精神、宗教有关。这也影响到他的写作，如果我们以1996年出版的《务虚笔记》为界，早期写作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为代表，偏重感性和经验，而后期写作则以《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为代表，更突出了精神、思辨的特点。

这当然只是个非常粗略的划分。就史铁生而言，这期间，他的阅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写作，特别是他对写作所秉持的态度。早在《我与地坛》中，他便提供了自己最初对于写作的一些认识。他说，在那些沉淀了各种思绪的日子里，“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

生和死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也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在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这里且不深究。我们只谈第三个问题：“我干吗要写作？”对史铁生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比怎么写更重要。最初他的想法比较简单，他曾向一个作家朋友询问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那位作家回答：“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史铁生承认，“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他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这种认识后来进了一步：“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写作使得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也更完美。生命都是有残缺的，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体有残缺就去死。写作其实是对于这种残缺的不甘心，也是对于这种残缺的纠正；写作固然是为了追求完美，但完美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史铁生对于写作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很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

在苦痛之中，他找到了写作所以为写作的根本，“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其意义就在于，完美并不存在于人间，但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对人来说，追求和希望最重要，结果并不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接近真理，却不能穷尽真理，也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我们永远都“在路上”，而“上帝”永远在前面引领着我们。

这也就如鲁迅所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文学产生于绝望，或者说绝望感，古人便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这个“穷”当然不是贫穷，而是穷途末路之“穷”。绝处逢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又一村”就是他所说的“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史铁生的写作，特别是后期写作，应该就是从这儿出发的：一个人感到了孤独、恐惧，感到了善恶之果所造成的人间困境，因而有了一份独具的心绪可望表达——不管他动没动笔，这应该就是、而且已经就是写作的开端了。

这就是史铁生所理解的“写作之夜”吧。他说：“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睛呢？他明白地告诉我们：“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能都排在它前面，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待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执拗的寻觅者而非潇洒的制作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

幸亏写作可以是这样的，否则他轮椅下的路早就走完了。据说有很多人问过他：史铁生从20余岁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儿来那么多可写的？他是这样回答他们的：“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遭遇的黑夜更是辽阔无边。”如果说，“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那么，“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