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体不好有两三年了，倒也没什么大毛病，只是畏寒、出汗、流鼻涕。我怕冷不单是平常穿得比别人多，而且膝盖以下冰凉，夏天也要穿袜子才行。出汗也不是正常的出汗，而是突然感到发热，瞬间汗就把内衣湿透了，每天大约要换七八件内衣。去年这个季节就是这样，我去外地讲了两个半天的课，奇怪的是，在课堂上不出汗，一到宾馆松弛下来，就一阵阵地出汗。因为担心影响讲课，所以当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流鼻涕的毛病是今年新添的，早晨起来穿衣服时就开始打喷嚏，然后像感冒一样不断地流鼻涕，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作，更讨厌的是不敢去拜访别人和开会。如果在别人家里或会场上不断地打喷嚏流鼻涕，那成什么样子！

但我终于还是出了门，去拜访孙玉石老师。他的一名研究生与我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偶尔碰面时我便会问起孙老师的情形。得知老师越来越衰迈，已经不能工作，把所有藏书和收集的字画都捐掉了，自言“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心中很是不忍。七八年前我去拜访孙老师时，他还在正常工作，写字台上堆着几摞一两尺高的各种资料，而现在下楼散步也困难了。我不能想象当年那样一个文章迭出、勤奋温和的人被时间摧残成这个样子。

除了听过他的新诗研究课，我和孙老师也并无更多的交往。只是在我活得最狼狈时一次偶然地相遇，他的言谈与神情中流露出的关切与同情让我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受到了孙老师能对一个普通学生生存困境感同身受所散发的人性的温度。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几十年过去了仍如在目前一般清晰，因我同时也感受了别人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并由此对某些知识分子有了另一番看法。那些抽象地说着关心民间疾苦、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的人，只是表现出一种姿态而已，没有具体到个人的痛苦与艰难，谈何关心民间疾苦。阐发那些或许是正确的、逻辑严密的大道理，而无一丝人间的温度，同样是冷漠的一种。倒是我昔日工厂的工友曾专程前来看望我，虽然只是相视无语，也依然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

或许也可以说：在绝对正确的理论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正因如此，相比于学者们在讲台上的妙语迭出或著作中的深刻见解，我更在意那些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与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也正在其中，深知这苦乐的滋味。

自知不过是一平头百姓，所以极不爱去拜访名人。单是他们那种隐约可感的自命不凡就让我极不舒服。而拜访似乎总该有所图吧？我却并无所图，所以此类拜访实无必要。

但看望孙玉石老师不在此列，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于情于理我都该去看望。只是我这出汗和打喷嚏的毛病让我犯难，虽然事先有所准备，却依然麻烦不断。我坐学生的汽车前往，车开出不到200米，汗水已将内衣打湿，只好让学生掉头回家，换过衣服之后，又多拿了一件内衣。到了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孙老师家楼下，内衣再次湿透，我在车里换了一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楼。

孙老师的身体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差，只是脑子有点糊涂了，不记得我是谁。自我介绍了半天，他仍然想不起来，大概还知道我是熟人吧，便无戒备地交谈起来。

他说，他的家庭原是一个与学术无关的普通人家，且数次迁徙。他难忘的中学老师是个诗人，引导他走近诗歌，直至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一个偶然的历史机缘，还是学生的他便参与撰写了文学史。这本书好像还在出，但已与他们这些作者无关。他的研究生导师是以严厉著称的王瑶先生。我很想知道王瑶先生对学生的声色俱厉是自然流露还是教育策略。孙老师也说不清楚，只记得被训斥后的沮丧心情。王瑶先生的学生们大多曾著文感谢老师的教诲，私下里却也对他的不留情面心怀抱怨。孙老师当然不会说自己的老师不好，只说他的一篇读书报告被王瑶先生推荐给刊物发表，那是他第一次发表论文，还说了王瑶先生对于他后来研究诗歌的不以为然，却又给他的诗歌研究专著写了肯定的审查报告，等等。

孙老师做过许多精彩而有趣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具体细节，但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说确有其事。他自己虽也曾撰文提及那些在我看来几近传奇的事情，但均过于简略，倘若能知道详细过程该是何等精彩。

我看着他空荡荡的书柜和客厅的四壁白墙，心里也空落落的。原来书柜里装满了书，墙上挂的分别是吴组缃、王瑶、刘海粟先生的字。这些字是三位老先生送给他们夫妇的，也被捐掉了。

快要告别的时候，孙老师终于弄明白了我是谁。合影时，我们并排坐着，他握住了我的手。

上了车，我才发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既没出汗，也没打喷嚏、流鼻涕。我搭在驾驶座椅背上的内衣还是湿的。车开出不久，我便又开始流汗，真怪。

此后的数日，我想起孙老师的身体状态，心情便如将雪未雪的阴天一般，灰暗的、冰凉的，空旷而萧瑟。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活着的意义，而且这个念头长久地挥之不去：我的朋友大多是寻常百姓，工作的时候还兴致勃勃的，退休之后，除了应对日常生活便无事可做。我曾固执地认为，这样的生命乏味至极。但于他们却是自然而然，他们讨论每日菜价，讨论儿女的婚事，讨论家长里短……总是饶有兴致，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无聊之至。但此刻我的观念发生了动摇。成为学者、作家、艺术家，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就是更好的人生选择吗？也许这不过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孙老师已经出版了全集，我无从判断这些书是否会永载史册，我只是想说，即便它们能流芳千古，跟孙老师又有什么关系？就像千年之后我们还在吟诵杜甫的诗作，并击节称叹，但这跟那个死在江船上的杜甫已经无关，因为他对这一切浑然不知。想到老师当年每天工作到深夜，字斟句酌地撰写学术论文，我更愿意他活得轻松，不至于晚年衰迈至此。

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判断该依据他人的评价还是自身的体验，如果是前者，那几乎等于被绑票；如果是后者，喝一场好酒和写一首名诗有什么区别？也许区别只在于喝酒的乐趣有更多的人可以体会，写诗只是极个别人的兴趣。

我虽然知道杜甫诗歌对人性的价值，但也知道绝大多数人成不了杜甫，对杜甫也不感兴趣。

我还在撰写此文，就说明上述看法并非我的定见，而且，当我因身体不适不能写作时就觉得自己在混吃等死。这种自相矛盾说明我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

此刻，我走在一条并不起眼的人行道上，因为路边没有多少商铺，所以行人寥寥。我拿着一瓶啤酒旁若无人地边走边喝。虽然店铺很少，每当我“弹尽粮绝”时，总会出现一个小超市，让我再买一瓶啤酒继续喝下去。这些超市都不卖好酒，啤酒像酒也像水，喝下去很凉。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本是不该喝的，但是不喝就太荒凉了。

我就在这边走边喝的路上，体会着生命一点点地流逝。

而孙老师的生命，已经在1月13日永远地停止了。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