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龙须沟》是老舍1949年后最重要的文学创作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主义文学取得的丰硕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和影响。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这部作品，其诞生、上演及后续发展都颇值得玩味与深思，折射出作家和时代风貌的一个断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行业均面临革故鼎新。彼时文坛涌现数量最多的作品是诗歌，许多诗人都对新政权的建立纵情讴歌。以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的《新华颂》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等为代表的作品都是反映开国大典这一具体历史时刻的，而对于表现新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变迁则付之阙如。至于小说和戏剧两种形式的创作更是极度稀缺。恰在此时，老舍的剧作填补了这一空白。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最早问世的剧作是1950年上半年的《方珍珠》，取材于作者旅美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以旧中国曲艺艺人的命运浮沉为主题。《方珍珠》沿用了小说故事主线，又增续了新中国成立后艺人重获新生的内容。剧作因新旧两个时代的书写并未达成有机统一故有前后断裂之感，艺术上不够成熟。《方珍珠》的创作基本是老舍根据自己与曲艺界人士的亲密交往而挑选的较为熟悉的题材，属于主动的写作行为。从其后的《龙须沟》开始，老舍大部分剧作则是来自上级“委派”。

1950年2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在治理北京污水沟时首先启动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表示，“我们人民的市政建设计划，首先要替生产替劳动人民着想，明显地区别于反动政权的都市建设方针。让我们首先消灭掉北京历来统治阶级从来不去，从来不管的肮脏臭沟——龙须沟”，并希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能出一部以“城市建设为市民”为主题的话剧。时任北京市文委书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李伯钊听到这个消息，决定邀请老舍来配合此事创作一部话剧。

人们或许会产生疑问：创作反映龙须沟变迁的话剧为何要找到小说家老舍呢？尽管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已开始尝试写话剧，但整体上这一阶段剧作的艺术水准都不尽完美。合理的解释应为该剧是反映北京市容市貌和市民生活变迁的题材，这恰恰是作为京味作家的老舍最擅长的领域。再者老舍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对新政府由衷的感激与信任催生出一种“狂喜”难抑的创作动力。然而，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文学的工具性正日益凸显。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迎来了短暂的文化繁荣，许多文艺形式尤其是话剧作品大量在山城涌现。其中既有以“好一计鞭子”为代表的活报剧，也有曹禺、夏衍、郭沫若等专业剧作家的《蜕变》《法西斯细菌》《屈原》等抗战戏剧。话剧成了抗战救亡宣传最有效的艺术表现形式。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准则。因此上级邀请老舍创作《龙须沟》，更看重老舍用文学形式来配合宣传龙须沟工程，其传递声音的作用要远大于艺术表现的作用。德国思想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社会主义文化论》中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共同体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文化——群众文化。……戏剧、交响音乐会和建筑都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形式。”从《龙须沟》开始，老舍的诸多剧作基本都是这种配合政策的产物，老舍也有意通过戏剧创作开启其社会主义时代写作生涯，这大概既是老舍本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和文艺界高层对老舍的授意。无论如何，放弃小说、改写剧本是老舍当时最合乎时宜的抉择。

1950年7月15日下午，老舍随李伯钊和相关市委领导一同到龙须沟实地走访。时值盛夏，老舍兴致勃勃地走进龙须沟，和附近住户攀谈聊天。据随行的濮思温回忆，老舍没有带笔和本，也没有询问居民对修沟有何感想，只是和他们单纯地聊家常。后因老舍腿病，每天由濮思温到龙须沟现场搜集素材后向老舍汇报。不足一个月，老舍即完成了三幕六场的剧本，写作速度比耗时两个多月的《方珍珠》快了很多。事后老舍却多次坦言，《龙须沟》是自己20多年写作生涯中最大一次冒险。所谓冒险，按老舍自己的解释是没有充分深入当地生活，同写作对象总是隔着距离，而且写得太过匆忙。实际上，这个距离既是长度概念，也包括时间概念。美国剧作家奥尼尔曾说：“我认为你不可能写出任何关于现在的有价值或意义的东西，只有当过去的生活离你足够远的时候，你才能把它写下来。现在的认识太过肤浅，你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所选择的是我熟知的过去。”文学并不注重时效性，文学创作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与作者情绪的积累，否则就成了活报剧或新闻报道。老舍在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中，只有话剧《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不是配合时政而是写作家最为熟悉的“过去”，因而才有更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龙须沟工程分为两期，第一期于5月16日开工，7月31日竣工；第二期10月12日开工，11月22日竣工。老舍写完全剧时，全部工程还未结束，但剧本内容十分完整，在最后一幕已经表现龙须沟居民集体庆祝修沟顺利完工。可见，老舍写作的难处不仅要紧贴现实，还要作出超前的摹画。因此在全剧第三幕所写的抢险救灾和新沟落成后的歌舞表演都是老舍根据对新社会的理解所作的大胆虚构，其艺术魅力要逊色于第一幕旧京下层市民生活图景的再现。濮思温曾回忆自己觉得最后扭秧歌这场戏不对劲，老舍回应：“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后，可就不行啦，不下去，没有生活，戏不够，秧歌凑。”说明老舍自己也意识到了不足。

剧本完成后李伯钊物色与之匹配的导演人选，看中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焦菊隐，委派人艺演员叶子前去邀请。焦菊隐看过剧本后认为太过单薄，在舞台上立不起来而婉言谢绝。李伯钊坚持焦菊隐是最合适的导演，又派叶子二次登门恳求，焦菊隐勉强同意，希望由导演和演员一起丰富完善剧本。后来焦菊隐逐渐认识到剧本人物鲜活与立意深刻的价值，于是在原剧文本的基础上扩充了细节，将台词语言做了地方化改进，并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自创排演方式，要求演员深入工地体验生活、建立心象。然而正当北京人艺在加紧排演时，朝鲜战争爆发，举国开始了抗美援朝运动，人艺上下除了《龙须沟》剧组全都投入了配合抗美援朝的各种宣传活动，于是出现了停排《龙须沟》的主张。最终李伯钊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执行配合抗美援朝宣传任务和剧院艺术建设两不误的方针，以罕见的魄力顶住了压力。

1951年2月2日，《龙须沟》在北京剧场公演，该剧引起巨大轰动，创造了首轮演出55场的纪录。周恩来观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它帮了我的大忙。话剧通过艺术的形式告诉人们，人民政权是怎么回事。”在周恩来的促成下，《龙须沟》很快被搬上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做专场演出。老舍与《龙须沟》一剧迎来了高光时刻。演出的成功令老舍十分欣喜，他把自家院中腾出一块空地，找来旧京的口子厨架起三口铸铁灶台，制作传统的北京风味宴席，宴请人艺的剧组同人作为答谢。他认为这出戏使新中国的作家队伍终于接纳了自己，他完全可以为新社会继续发挥力量。周恩来授意中国作协负责人周扬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学习。同时计划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却遭到作家队伍内部的一些抵制。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很不服气，认为老舍既没有参加革命，也没有在解放区生活过，被认为是革命的“摘桃派”。周扬1951年11月9日给丁玲的信中，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

一、对老舍在“龙须沟”中处理刘巡长、冯豹子两人物上的缺点，是可以批评的，但二、不能认为老舍对黑暗人物比对光明人物更关心，应当肯定“龙须沟”的基本思想是歌颂劳动人民的，歌颂光明的，在艺术效果上也达到了这点。这也正是这个剧本的主要价值。同时三、不能将新政权下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劳动改造、思想改造等项工作看成改良主义。批评老舍在此剧中宣传改良主义是不妥当的。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及时站出来，提出改由北京市政府出面表彰老舍。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议，授给名剧《龙须沟》的作者舒舍予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原文是，“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怀；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特授予老舍先生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作为图解政策产物的《龙须沟》，其写作与上演都历经多重艰难与曲折，层层突围，浴火而生。此剧不仅体现了艺术性和政治性的完美结合，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宣传框架约束中仍保持了现实主义风格。从当下视野来看，将城市的环境治理与一个国家万世太平的隐喻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民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问题联系起来，老舍的《龙须沟》最终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话剧典范之一，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更是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