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

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魏晋时期，中国人意识到死的严重性，这是文化进步的结果。魏晋时期的文人，先是吃五石散，企图延长生命，后来发现不管用，就拼命喝酒。他们认为既然不能提高生命的长度，便去提高生命的密度。

有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再加上王瑶先生超乎常人的客观和理性态度，他清醒地思考过自己的死亡问题：“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干呢是坐以待毙，干呢是垂死挣扎。垂死挣扎比坐以待毙好！”这段话是王瑶先生创造的名言之一，在某一特定范围内颇为流传。王瑶先生说过不少“世说新语”式的名言，有的现在还被人引用，而他已经故去30多年了。

作为王瑶先生的学术助手，钱理群听了这段话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由此联想到“冻灭”与“烧完”。这两个词语，均出自鲁迅先生的《死火》。

鲁迅真是天才，创造出“死火”这样既自相矛盾又意含丰异的意象。它是火，有火的形状、颜色、光焰，却被冻在冰里，如果不给它温度，它将被“冻灭”；如果给它温度，它会重新燃烧，但也会“烧完”。正如王瑶先生所说的“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

周作人写过一篇《死之默想》。文章写得安静平和，只是把死当作一个抽象的问题来谈，与自己的实际体验毫不相干。其实他是很怕死的，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他被人刺杀过一次。据考证，行刺者是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他们的武器太差，没什么杀伤力，子弹打在周作人胸前的扣子上，竟没穿透。大夫告知没有生命危险时，周作人高兴得跳了起来。可见他的文和人是分开的。

人老了，会更清晰地感到死亡的逼近，对此也格外敏感，作家更是如此。

孙犁先生晚年时，有关机构要给老作家录音，作为资料保存。来者打开录音机，说：“留下您的声音。”孙犁听了很不舒服。本来这是一句平常的话，但在孙犁的意识里，仿佛在暗示死亡的临近。

孙犁先生的《耕堂劫后十种》出全了，出版社做成一函，送给孙犁。他看见编辑抱着书走进来，心里在想：这不就是我的骨灰盒吗?可见死亡的阴影时常笼罩在他的心头。哪怕再不愿想到它，它还是会不期然地冒出来。

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七十述怀》。文中说：“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七十，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看相的说我能活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他把自己剩下的时间安排得清清楚楚，真到了生命垂危之际，也态度坦然。

1997年，汪曾祺因食道破裂大出血被送医院抢救，危险过后，老朋友来探望他。他心平气和地说：“昨天晚上，说过去就过去了。”

一丝慌乱都没有。几天后他就去逝了，享年77岁。

史铁生20岁左右腿就坏了，不能行走，后来又得了肾病，每周透析三次。在长期毫无希望的疾病折磨中，他对死亡有更痛切的思考和感悟。在《务虚笔记》中，他这样写道：“死，怎么可以把一个人那么多那么多不容轻蔑的痛苦、愿望、期盼，也许还有幸福，就这么迅速、简单、轻而易举地统统化为了零呢?死亡是什么?还有灵魂，那个刚刚离去的灵魂这会儿在哪儿?”

即便不能感同身受，也多少可以体会到这样一个被疾病折磨了几十年的人活得有多么艰难。可他仍然憎恶死亡，所以才能发出如此撕心裂肺的追问。

是的，人一死，整个现实世界都不再与你相关。你全部的经历，你的苦乐悲欢，你内心的向往，顿时烟消云散、化为乌有。即便能名垂千古，那个“名”又与你何干。更不要说那些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一旦死去，除却在亲友中尚存渐行渐远的记忆之外，就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

死是人面对的最大的虚无。

世界上，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智者和生命力格外强悍的人，才能坦然面对死亡。

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去逝，此前的9月5日写了《死》一文。文章从印制珂勒惠支的版画请史沫德黎写序说起，说到珂勒惠支40多岁就以死亡为主题，说到中国人对死的态度，说到自己的病将不治，说到遗嘱，说到那句著名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一个人写文章的心态是没法造假的。我们常常以为鲁迅先生的文章短促锋利，而很容易忽略他迂徐舒展的一面。他自知病将不起，而且写的就是死和安排死后的事情，仍能意态闲逸，可见他确实是死的“随便党”。

去逝的前两天，即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还写了《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文章未成，便撒手人寰。从鲁迅先生去逝后的遗照和面模上看，他已瘦得不成样子。然而死亡的逼近并未影响鲁迅的心理状态，他仍然在写作。

这种几近不可思议的情形并非只发生在鲁迅一个人身上。王富仁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文学专业博士，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重大突破。说他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大概不算是无根之谈。他40多岁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假如自知命将不久，就去讲课。我听了大惑不解，讲课有那么重要吗?

王富仁教授70多岁的时候查出罹患绝症，在北京住院期间，还要飞回南方去讲课。我也是大学老师，深知讲课所要消耗的体力和精力之巨。但我也由此理解了王富仁教授，他要把自己全部的知识贡献给社会。在去逝的前一天，他还在读一本俄罗斯文论。王教授的真诚、质朴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以及作为一个学者的深刻与犀利，都是难得一见的。

让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有价值。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以及受他影响的人的生命观。

鲁迅先生和王富仁教授对死亡的态度，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困惑，他们是用什么力量超越了人的求生本能和对死亡的恐惧的？

世界上大概只有两种人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一种是天生的达观，如王瑶、汪曾祺，王瑶乐观而自由，汪曾祺恬淡而洒脱，这都来自天性，是学不来的。另一种是鲁迅和王富仁，他们对生命的思考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故能摆脱生命情感的束缚，可以俯瞰生死，平静面对。

从自然人性的角度上讲，怕死并不可笑。只是在“向死而生”的人生路途中，多少能摆脱一点对死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至为难得的。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