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66岁的顾彬从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位置退休后，开始了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特聘教授任期。巧合的是，整整100年前，德国在大学中正式开始了汉学教育。顾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面向三个学院开设的选修课“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讲了11次大课。李雪涛和张欣将其整理为20多万字讲稿，冠名以《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出版。其中三堂课涉及作家作品，歌德《西东合集》、布莱希特的两首诗和格林童话先后成为例证。

歌德说过，一个人不懂得外语，就无法知晓自己的母语。终生对东方语言感兴趣的歌德，阅读过翻译成德语、法语、英语和拉丁语的中国文学作品。顾彬盛赞歌德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读者，正因其出色地接受、加工、评判了中国文学。歌德晚年根据中文诗创作过14首《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其小说中不少地方与中国密切相关，如著名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谈到教育和修养塑造的部分，联系中国颇多。

顾彬关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挖掘并再现了歌德与中国的渊源。据他讲，歌德一开始非常讨厌当时贵族追求的所谓“中国风”，比如充满中国式摆设的花园，在歌德看来已经不再自然。步入中年后，歌德生活上遇到了一系列危机，他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否定态度，中国文学和哲学成了他的避难所。在中国传播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学术巨擘、“德国孔子”，到追求自由、个人主义，辜鸿铭、郭沫若等人赋予了歌德不同的语境符号，也影响了近现代诸多文人学者。比如创作十四行诗、研究德国文学成就卓著的冯至，就获得了德国总理亲自颁发的歌德奖。

歌德受阿拉伯、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化影响创作的《西东合集》充满东方意象，阅读《古兰经》使他获得了更多灵感，东方的开放使其跳出欧洲式教条和民族主义，重构西方文明的区间地位，他愿意真正了解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正如顾彬推重的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所称，歌德此部诗集中自我、他者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把自己想象为他者，西方诗人变成了东方诗人，现代诗人变成了古代诗人。70多岁的歌德在创作《西东合集》过程中，阅读了许多中国诗体小说法文译本，阐释世界文学观点，从容收获着硕果。他在《西东合集》中借苏莱卡之口放言：尘世凡人的最大幸福／只是拥有富有个性的自我。“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歌德壮语豪言，远离世俗表象，重新思考自己，沉浸遥远文化，他已不同于他者，而是举重若轻地传达出全新的自我。

布莱希特也许是德语国家创作者中最重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位。进入其文本和生活中的中国，是精神上的中国，也是政治上的中国。顾彬对照中、德、英三种文字，咀嚼布莱希特的两首诗。其一是由伴随布氏终生的高其佩指画触发灵感而作的《怀疑者》。端详凝视清代古画中暧昧的怀疑者，我们好奇地开始重新思考。好的作品令读者意识到，大家都缺少一种认知自己的方式。其二是《老子流亡途中撰写〈道德经〉的传说》。这一长篇叙事诗中作者借老子反观自身，领悟到普通的文人亦能创造，祸福相伴，刚柔互补，败胜连结。1915年，布莱希特接触卫礼贤翻译的《道德经》之后，行文方式、创作风格乃至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十年间，德国出现了“老子热”，出版印行了许多译本，顾彬统计目前有100多种译本。对此现象的出现，季羡林曾从德国人天性入手阐释个中原因：德国人普遍认为远的就是好的，总是喜欢神秘的东西。柔克刚，弱胜强，常人捕捉不到的精神，布莱希特领悟尤深。

1902年第一次引入中国的《格林童话》至今已有几百种汉语译本。格林兄弟收集、修改并艺术加工后的百姓故事，在中国被附加上了教育目的，人们开始关注儿童文学，将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结合起来。德国也好，中国也罢，近100年前的成年男子都很少关注孩子。其实孩子的天地与大人世界不同，明乎此，发现孩子，一切以孩子为本位，才有办法护佑他们正常长大。顾彬列举了茅盾、周作人、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受到格林童话影响的现代作家，猜想老舍、莫言、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亦与之有难解的缘分。所有人都需要童话，好的社会和时代不能没有童话，顾彬希望立足多重角度透视格林童话，发现精彩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

中德文学交会接触，美美与共，留下了定论，也潜藏着谜团。顾彬认为，德国汉学界在翻译和文学史编撰方面可圈可点，成果之丰，位列其前面的只有中日韩三国，其他国家的汉学水平难望其项背。对鲁迅情有独钟的顾彬信奉并践行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文化偏至论》中说的对，“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的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顾彬甚至推测布赫、艾森伯格这些知名当代德国作家也有可能从中国作家最杰出代表鲁迅那里受到过鼓舞和启发。“精神的特点在于它永远启发精神。”自歌德始，两个世纪过去，顾彬仍沉浸在中德文学的比较、解析和欣赏当中，再次印证了上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