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的宽恕

南宋淳熙五年（1178）正月，布衣陈亮直接上书，谈论恢复中原对策。孝宗皇帝看了书奏，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于朝堂之上以激励群臣，并召见陈亮，拟破格重用。但是，这篇奏议却招致妥协派大臣的忌恨，“尤恶其直言无讳”。由于他们的诋毁与阻挠，起用陈亮之事终究作罢。陈亮十分失望，怏怏回乡，不时借酒浇愁。一次，他与某狂士携乐伎到萧寺饮酒。酒喝多了，狂士便称乐伎为妃子。旁边有一位酒客随即撺掇狂士：你既然封了妃子，那么谁为丞相？狂士用手比划说：陈亮为左相，你为右相。用你俩做两个丞相，大事可成矣。于是，酒客让狂士端坐大殿中央，他与陈亮一右一左上前奏拜；乐伎捧着酒杯，唱起了《降黄龙》。歌毕，三人齐声高呼万岁。狂客过了一把皇帝瘾，陈亮过了一把丞相瘾。

殊不知，那个酒客别有用心，故意给陈亮挖坑。陈亮曾参加科举考试，因考官何澹不喜欢他的文章，名落孙山。陈亮内心不服，对考官颇有微词；有人传话到何澹耳朵里，何澹非常恼火。不久，何澹转任刑部侍郎。那个酒客知道陈何之间有此过节，故而“封妃拜相”结束，便越过县州衙门，直接进京到刑部投诉，指控陈亮图谋不轨。何澹接到诉状，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将陈亮与狂士抓捕，投入监狱。何澹公报私仇，下令严刑拷打，把陈亮打得体无完肤，又将案情上报孝宗皇帝，建议判处死刑。

孝宗皇帝接到奏报，并没有马上批复。看到陈亮的名字，孝宗皇帝想起那篇切中时弊、振聋发聩的奏议，而对陈亮满腹韬略而未见用，又不免感到遗憾。对于身陷囹圄的陈亮来说，其生死系于皇帝一念之间。孝宗皇帝对身边侍卫说：人命关天，陈亮案子不可轻易决断，你们迅速去陈亮家乡暗访，查清事实真相。调查结果表明，所谓“封妃拜相”不过是一场闹剧，借酒作乐而已；陈亮并没有不轨之心，倒是告发者不怀好意。所以，当何澹等大臣请求法办陈亮时，孝宗皇帝断然回答：“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皇帝一言九鼎，陈亮与狂士终被无罪释放，两人昂首携手走出监狱，虽饱受皮肉之苦，但无性命之忧。

假如陈亮生活在明清，定然在劫难逃，不仅他本人会被千刀万剐，而且株连九族，一大拨亲眷也不免与他一起送死。在盛行文字狱的明清，任何人说话或书写，一不留神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哪怕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写，只是私下收藏禁书，一旦被告发，也必定摊上祸事。陈亮参与“封妃拜相”，竟敢以“丞相”身份朝拜“皇帝”，虽是酒后逢场作戏，其言行也可说是大逆不道：酒醉心明，酒后行为也是内心流露，陈亮被朝廷弃用，自觉怀才不遇，也可能萌生谋逆之心，是故，其心可诛！这几乎是所有专制王朝的杀人逻辑，无数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轻易抹杀。

幸运的是，陈亮遇到的是宋孝宗。陈亮免于一死，也许是因为孝宗怜惜人才，毕竟陈亮上书言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故而网开一面；不过，更深层的原因应是宋孝宗颇有人文修养，懂得尊重生命，哪怕贵为天子，也不敢视臣民如草芥，即使手握生杀大权，也不愿随意草菅人命。

苏轼的侥幸

仔细思考，陈亮能幸免，与其说遇到孝宗，不如说遇到宋朝，因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有较好的人文环境。当然，人性是复杂的，其幽暗性在任何时代总会有所显现，宋代也不例外。这一点，苏轼就有过深切的体验。北宋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因调任湖州太守，向朝廷递交《湖州谢上表》。当年，两位御史接连指斥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谩骂朝廷、包藏祸心、讽刺新法，强烈要求处死苏轼，以儆效尤。宋神宗犹豫不决，因为他并不相信这些指控。没想到，御史中丞李定亲自出马，给苏轼列了四条大罪，其中任何一条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宋神宗下令御史台（又称“乌台”）审理此案，即为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捕入狱后，御史台做了漫长的审讯。指控者从苏轼100多首诗里找罪证，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朝廷内外也有人仗义执言，为苏轼说公道话。不过，最终判决取决于宋神宗。是年岁末，案子终于有了结果。苏轼只是被贬到黄州，降为团练副使。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吟咏赤壁所写下的诗赋，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学瑰宝，令人叹为观止。

“乌台诗案”无疑是一起文字狱。始作俑者是那些指控者，而不是苏轼，毕竟写作诗文是他的权利与自由。苏轼未被一棍子打死，表明宋神宗的人文修养高于那些指控者。试想，如果宋神宗与那些指控者一样，不仅苏轼本人死定了，而且会揪出一大批“同党”，举国上下必将掀起一波波文字狱。因为权力具有极强的放大效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好恶对朝野内外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是故，中国古人心中总有明君情结，指望出明君安定天下，不希望出暴君或昏君瞎折腾。

所谓明君，既拥有高超的治国才能，又具备良好的个人品行。综观历史，没有哪个朝代明君辈出，而暴君与昏君倒是层出不穷。有宋一代，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出了多少明君，而是没有出一个暴君。究其原因，主要是宋朝崇尚文治，历任皇帝注重以文化人，也能够以文化己，因此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人文修养。

仁宗的仁厚

若论人文修养，最为人所称道的当数宋仁宗。有史料记载，“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他的人文修养从生活细节可略见一斑。有一次，宋仁宗夜不能寐，饥肠辘辘，很想吃烧羊肉。但转念一想：如果传旨下去，下面就不得不张罗，恐怕以后就会经常夜间屠宰，这样岂不害物劳人？于是他只好忍饥挨饿，打消了吃羊肉的念头。还有一次，宋仁宗与嫔妃一起进膳，发现饭中有砂石，当即嘱咐嫔妃不要张扬出去，免得御厨受惩罚。这按例是死罪，仁宗却不想有人因此被杀。

大名府有一名士兵，背部长了一块肉出来，看上去像一条蜿蜒的伏龙。龙乃皇家专有的图案，帝王身上长出龙来，倒是顺理成章；普通士兵身上长出龙来，问题就严重了。时任知府程琳不敢懈怠，把这个士兵关押起来，并向宋仁宗报告，请求治罪。仁宗并不大惊小怪，对宰相说：身上长东西，哪有什么罪过？并下令释放士兵，将所谓严重问题轻易了结。蜀中有一位秀才，在诗中言：“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成都知府认为这是一首反诗，于是将写诗的秀才抓捕入狱，并上报朝廷，听候处理。宋仁宗回复：诗句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是老秀才急于做官而为之，仅此，不足以治罪。不仅如此，宋仁宗还让有司给秀才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小官职（司户参军）。上述两个案子，宋仁宗都处理得极为理性，不因维护皇家权威而漠视他人生命。换了别的朝代或皇帝，那个士兵与秀才未必有好下场。

宋仁宗纳谏至诚，无与伦比。有一年，淫雨霏霏，谏官认为这是宫中阴盛的缘故，建议裁减嫔妃。奏折送到宫中，宫女正在给仁宗梳头。得知谏官的建议，宫女颇不服气地说：现在两府、两制大臣家中养了不少歌伎，官职稍高的人家，往往增置不已。官家嫔妃侍女本来就少，凭什么只许他们享乐快活，不让官家身边有几个贴心人？仁宗沉默许久，对宫女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宫女说：如若施行，首先把我裁了。果然，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贴心的梳头宫女和一些嫔妃遣送出宫。

有关宋仁宗克己忍让、善待他人的故事非常多。是故，仁宗不仅赢得大宋臣民的爱戴，而且得到敌国君臣的敬佩。史料记载，仁宗皇帝崩殂，宋朝使者讣告于辽国，辽国人闻讯无不恸哭流泪。辽国皇帝拉着宋使的手，痛哭流涕，仁宗在位42年，两国不识兵戈，真是难得！其后，辽国将仁宗所赐的御衣埋葬，像对待祖宗陵墓一样供奉。

宋朝何以出现这么多有人文修养的皇帝？这恐怕要追溯到宋太祖身上。宋太祖虽行伍出身，但他黄袍加身以后，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国策，礼遇士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给后世子孙立下一条遗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纵观宋朝诸皇帝，无不将太祖的这项遗训视为家法祖训，并且认真贯彻执行。正是这条遗训，使得宋朝皇帝懂得敬畏生命，而不以暴虐立威，随意屠杀臣民。这也是后世士大夫及当今学者向往与赞美宋朝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