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射”这个词，多年来名声不大好，大概是因为“四人帮”搞过“影射史学”，还有些心术不正者拿影射当工具搞歪曲、诬陷、攻讦、反国家之类的事。看来“影射”的名声不好事出有因。但若冷静地考量，历史地、全面地看“影射”，便会发现它也有另一面。

还原“影射”这个词的原貌，它偏于中性，不过是“借此说彼，暗指某人某事”之意，并非天生的贬义词。影射其实是一种工具，既可以用来伸张正义，也可以用来调侃、嘲讽，还可以成为作恶之具。关键要看人们如何使用这个词。为何有话不直说而影射？原因很简单，囿于情势也。

清代谴责小说是以“影射”著称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影射谁呢？大抵是晚清社会和官场中形形色色的负面人物，其中不少是政界人物，且多是非贪即庸者。这类谴责小说的作者都痛恨社会黑暗，但又不能大张挞伐，只好借小说来影射。他们的文心是谴责黑暗，激浊扬清，唤起民众。

《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帮助民众认识晚清社会的黑暗真相，还曾对清廷惩办贪官庸吏起过作用。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他曾受胡适之托访寻《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的事迹，正巧他的朋友赵某是李伯元的内侄婿，赵某告诉了他一个史实：“《现形记》一书流行甚广，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愈广。”由于《官场现形记》多影射实人实事，所以书中的信息便很快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很重视书里的影射材料，便以此为线索查办贪官庸吏。如此来看，《官场现形记》的影射还是贪官倒台的催化剂。

中国传统史法中的“春秋笔法”，用笔曲折，暗寓褒贬，委婉迂回地表达倾向，其中就含有影射笔法。这种写史方法不同于“崔杼弑其君”那种秉笔直书。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批判秦王嬴政，用的就是影射笔法，实际是影射蒋介石的专制主义。他写的《屈原》等剧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影射作品，对鼓舞抗战士气、反对国民党弊政起过不小作用。郭沫若之所以采用影射笔法写这些作品，是囿于当时的情势，许多话不能直说。郭沫若既想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又不适宜再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样的文字，于是只好采用“春秋笔法”，而当代史学是提倡秉笔直书的。

抗战时期，身在沦陷区北平的史学家陈垣，创建了有名的“抗战史学”。他选择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史料，加以宣传、弘扬，并把这些史料称为“托词”，即托意于宣传抗日救亡的史料。这些“托词”，或隐喻，或影射，表达了对古代民族志士的褒扬和对汉奸丑类的贬斥。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耳。”全谢山是清代大史学家，民族意识极强，曾作《南明人物传》，表彰气节，极具感染力。陈垣选编了他的《鲒埼亭集》做教材，谓宗旨为“正人心，端士习”，实质是为了鼓舞民族意识。名为谈道士、谈和尚、谈考据、谈历史，实则这些都是“托词”，是用来影射日寇、汉奸和庸陋的当局的。

从文学创作上说，影射是一种文学笔法，用得好，作品会含蓄有味，增添意趣，但有时也会伤人。

鲁迅是大文豪，颇喜用影射笔法。如他的《故事新编》，影射文字触目皆是。小说《理水》中有个滑稽可笑的人物，鲁迅取名“鸟头先生”，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影射历史学家顾颉刚；这篇小说还影射了潘光旦、林语堂、杜衡、陈西滢等。在另一篇小说《采薇》中又影射了徐志摩：“他喜欢弄文学，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学概论，气闷已久，便叫家丁打轿，找那两个老头子，谈谈文学去了；尤其是诗歌，因为他也是诗人，已经做好一本诗集子。”鲁迅的影射笔法巧妙自然，增添了小说的魅力，但也获罪于人，给自己招来了刻薄之讥。

鲁迅也常被别人影射。钱锺书曾在《灵感》里写道：某作家“平时备下的告别人世的一篇演说，此刻记不全也说不清。好容易挣扎出：‘我的作品……将来不要编全集……因为……’”这分明是在影射鲁迅。

沈从文写作时也偶用过影射笔法。他看不惯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闻一多等八位教授的绅士作风，便写了篇影射小说《八骏图》，嘲讽这些教授醉生梦死，心理扭曲，结果八位教授与他反目，闻一多尤为气愤。沈从文后来承认《八骏图》“损害了他人的尊严”。

这些文人之间的影射，大多缘于彼此不睦，闹意气，或文人相轻，而很少政治攻讦，有的闹一闹就和好了，如沈从文和闻一多后来在西南联大时就重归于好。但有的文人的影射过于刻毒，令人难以释怀。如陈西滢总爱拿“贵乡的刀笔师爷”来影射鲁迅，使鲁迅非常不快，加深了对陈西滢的憎恶。

不良的政治影射是最害人的。我所知道的最恶劣的政治影射，是“四人帮”假借批孔子和宋江来影射周恩来总理。

总之，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影射事件，不应一概而论，而应作具体分析。正义的影射应当得到正面评价，非正义的影射必须否定，而作为文学笔法的影射，要根据作品的文心和效果来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