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梁晓声就是一位民间生活的思考者，这无疑源自于他对民间生活忧郁的爱。无论批判抑或赞美，因为爱得执着，梁晓声同他的民间从不曾出现背叛的裂隙。在他笔下的民间世界里，所有人物之间的交往皆能让你感受到家人和邻里式的温情。也许有误会，也许有不满，但始终与恨无缘。作为普通百姓日常写照的长篇新作《人世间》便是个极为有力的明证。

在小说开篇不久我们即可看到，周蓉的私奔之于父母不啻是个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就周母而言，诚如她对儿子周秉昆所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母亲？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可是，此种心灵的剧痛却并未转化为常见的憎恶，即使是抱怨也仅是一种心疼的哀伤。

于是，此后每个大年初一的晚上，周母都要周秉昆为她朗读周蓉的来信。每次节日仪式般的重温都诉说着母亲对于女儿的思念，每次流淌的泪水宣泄的都是爱的理解：“是啊，怎么办呢？已经爱上了那就没办法了。”一句平静的话语蕴藉的则是深沉的爱之真谛，唯有爱才能理解爱，而其背后指涉的乃是周母爱过以及被爱过的人生体验。这样的隐喻当然不是梁晓声的无心之举，事实上，他正是在以这种微言大义的方式默默表达着对于那一时代阶级斗争逻辑的愤怒和反抗。梁晓声试图推开的是一扇沉重的历史之门，希望我们铭记那段理念扼杀情感、头脑压制身体的峥嵘岁月，即当基本的理性认知不在的时候，任何形式缔结的深厚情感都必将沦于徒劳。

至于父亲周志刚则将爱直接付诸了行动，长途跋涉来到贵州边远山区寻找女儿。女儿的平安让他泪如雨下：“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老天爷啊，我周志刚代表全家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多亏你庇护着我的女儿啦！”一位刚强父亲在“忤逆”女儿面前毫不掩饰的柔情，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可以说，这宽容几乎没有了限度。不，限度还是有的，尊重便是这一限度。他同女儿之间，爱并不逾越彼此尊重的边界，而这尊重的实质即是自由。虽说周家属于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但梁晓声从自由伦理的视角发现了隐匿于这个家庭的现代性秘密，这便是家长意志的消失。如此情状表征着中国家庭历史的时代变迁，也预示着即将可能出现的个人命运动荡。然而无论如何动荡，存在于这个家庭内部的情感联系始终不曾中断，他们仿佛置身于周遭大义灭亲的风暴之外。自由的灵魂总能超越道德权威的钳制，用自己的节奏抵御外在速度的碾压。

作为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的梁晓声，其立场从来不在众生之上；既不似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可怜，亦不似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因为同情，因为体恤，梁晓声之于众生的姿态必然无法居高临下。他就在众生中间，痛苦着他们的痛苦，欢喜着他们的欢喜。在他这里，天下父母之心向来不以可怜昭示自身的荣耀。他的爱永远不会转化成哀，哀所指向的是绝望，是怨恨，是疏离，而众生给予他的却是希冀，是怜爱，是亲近。离开了众生，他将无法呼吸，也将无法写作。存在和写作的意义是众生赋予他的使命，他所有的灵感和力量无不缘于众生的馈赠。基于此，面对众生时的梁晓声只能是谦逊的。

很明显，滋养梁晓声写作的并不全部来自母语的传统，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俄罗斯文学民粹主义的历史热度。从这一层面来说，梁晓声所坚持的其实是自我信仰的一个伦理方向。在现代中国作家那里，我们早已目睹过太多的怨恨和绝望，也见识过太多的批判及消解，此种否定的初衷无疑是为了肯定的目标。可事实证明，我们只是陷入了一个否定的深渊罢了，而出路压根没有可能显现于深渊之中。梁晓声一定是清晰洞见到了这一深渊的尽头，因此他毅然选择了回头是岸。他不再接受既定惯性的诱惑，尽管中止注定意味着更大的痛苦。不过，痛苦正是爱的分娩，他必须要用痛苦阻止众生在深渊里的持续沉沦。

重回岸上的梁晓声只能收获痛苦，这是思想的痛苦，更是爱的痛苦。然而，如果仅止于梁晓声一个人在思想、在爱，那便表明他所关怀的众生依旧沉沦在深渊里。所谓启蒙是爱，不单是情感层面的爱，而且是思想层面的爱。或者说，启蒙就是让被启蒙者既学会思想，亦学会爱。鉴于同众生的平等地位，梁晓声轻易不言启蒙，他唯愿做一个行动者，和众生一道思想，和众生一道去爱。《人世间》是梁晓声迄今最为宏阔又最为全面的一次民生图景描绘，百余万字的笔墨似乎表达了某种创作雄心，又俨然呈示出其对民间的一贯深情。也许，把它看作梁晓声文学理想及实践的一个总结应当更为恰切。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一直将梁晓声定义为底层的代言人或小人物的书写者，明显是种严重的误读。《人世间》意欲传达的恰是针对此种定义的颠覆。底层并不能涵括他的“人世间”，小人物也不等同于他所牵挂的众生。实际上，梁晓声就是一个人世间的生活者，随时随地感受和思考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必刻意，亦无须偏袒。故此，他并不替谁代言，他仅是作为自我发声——一种从生活表象下破土而出的语言。这语言可以是粗俗的，也可以是优雅的；可以是冷酷的，也可以是真挚的。总之，它一定是朴素自然的，修饰对于它只能是一种伪装。《人世间》的语言只能是这样一种语言，一种毫不讲究的口语化表述。

不要忘记，梁晓声在此展现的是一个行动远远小于思考的年代，但极度受限的言行自由却让思想的自由更可贵。思想无关乎形式，它仅仅在意思想的前方是什么，而无所谓挺进的步履是否从容潇洒。思想永远是个人化的行为，没有旁观者目光的包围。尤其是在一个失却自由的空间里，思想更是某种私人的秘密。但终究，思想是赤裸的。梁晓声这时的语言就是他的思想，是他的自白，是他的质疑，这一切均不需要包装和协商。不仅语言对于梁晓声来说是不重要的，故事同样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思考和言说，或许还有关于未来的答案。周秉昆读的那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寄寓着不可替代的象征性意义。一个超越时空令人困惑的巨大问号，成就着《人世间》里的每一个体。借此，梁晓声想要给我们以暗示的是，一切思想皆活跃于思想遭罹压制的时刻，它是照亮黑夜的唯一光源。

尽管心怀人世间，最终落笔却仅在一个家庭，因为在梁晓声看来，人世间不过就是一个个家庭的组合，而某一个家庭则又会衍生出无数个家庭。所以，一个家庭足以表征他心目当中的人世间。不难发现，用人世间的视角聚焦于一个家庭，梁晓声相当明智地规避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和浮华，以至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史通过一部家庭史便可获得真实描绘。但我在这里想要加以提醒的是，《人世间》中周家的历史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时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其实，透过周家三代人的沉浮遭际，我们所目睹的并非表象或主干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相反，它们恰恰是这些历史高光背后的阴影部分。它们是安静的，也是坚韧的，尽管左右不了历史主流的方向，却有力支撑着历史实在的真相。历史的高光有多么虚假，它们的阴影便有多么真实。梁晓声致力于深度描绘的就是历史的阴影部分，他旨在促使我们的目光发生转移，甚至有心颠覆我们的视觉，以使我们久已为高光部分所眩晕和迷惑的眼睛得以有效袪盲。

他将历史的阴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凝视那阴影，亦可以闭上双眸，只要我们足够静心，便可听见阴影深处那呼啸的惊雷。随即，我们就会感觉到狂风大作，骤雨倾盆。这是思想的暴风雨，伴随着阵阵“怎么办”的回声。短暂的盲视换得的是听觉的复苏，而听觉的复苏引发的则是视觉的解放。借助这一转换，梁晓声捕捉到了重新书写中国家庭的方式，更奠定了讲述中国历史的另一形式。为了不致光盲，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为了避免蛊惑，他坚守了个人的思考。为此，他替那个精神贫瘠空洞的时代注入思想的血液，令生命不再因干瘪而堕入邪恶。这思想就是爱，爱就是理解、同情以及责任。不管亲情、友情或是爱情，乃至爱国之情，周家三代人都让我们在其身上看到了爱与知在他们那里的自觉统一。仅从爱情来说，周家父母之间的爱情演绎的是责任，周秉义与郝冬梅的爱情则是缘于默契，周蓉对于冯化成的爱情却是牺牲，至于周秉昆之于郑娟的爱情完全是建立在同情的根基上的。这各自不同的爱情都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善意的理性摒弃了盲目的浪漫。即便是周蓉爱得那般炽烈、那般忘我，内里仍旧不失个人理智的信仰和坚持。

不得不承认，周家的传统之所以能够在一个让历史之舟不断迷失航向的河流上把持住自己的舵盘，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爱从来没有放弃过思考。正是思考生成了他们爱的律法，也正是这一律法强力维系了其家庭伦理规范的承继。每个成员依思考得来的共识而行，共识规范着他们的爱及行动。家庭范畴里的他们是自由的，却绝不是任性的，尽管周蓉看似绝情地抛下了家人，但她可不等同于觉慧（巴金《家》）意义上的家庭叛徒。自由的世界里没有背叛的空间，与觉慧的出走大不相同，周蓉的出走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成长。原生家庭之于她不是禁锢，乃是保护，二者间的信任从未缺失。我倾向于将此解释为梁晓声不动声色设置的又一个互文性机关，以示他时刻不忘反拨自身曾经接受的启蒙教谕，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次自我监督和一次次自我纠正。

《人世间》所呈现的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可它却担负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性。即使如此，我们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家庭亦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不可能不遭受来自生长境遇的影响。从头至尾我们看到，贯穿于其中的凛然正气着实是以重义轻利的固有民族价值取向作为动力的。此种非市场化原则主导了整部《人世间》的历史叙事，也因此限制了作者关于爱与正义的进一步沉思。我以为，这正是有待梁晓声于未来写作中所要突越的一个思维陷阱。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