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的《重新生活》既取材于反腐斗争，又超越了反腐斗争。这部小说不同于《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等作品聚焦于反腐者与贪腐者的激烈斗争，而是将笔触引向了对贪腐文化、特权文化的反思与探讨，为反腐小说拓展了新的思想与艺术空间。如果说《抉择》（1997）等作品因揭示了令人震惊的贪腐现象与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那么《重新生活》（2018）则将戏剧性的反腐斗争引向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探讨产生贪腐现象与特权文化的根源，进而让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的弊端，让人思考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如何现代化等重要问题。

在小说的引子中，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在市委常委会上被纪委的人带走，在全市引发轩然大波。这可以说是一般反腐小说的结尾，或者按照反腐小说的叙述逻辑与读者的阅读期待，这可能是新一轮反腐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起点。但是作者却别出心裁，将笔墨一宕，转而去写魏宏刚被带走对其家人生活的影响：他的儿子丁丁辍学失踪；老母亲一病不起；姐姐魏宏枝接受组织调查，姐姐的女儿绵绵突然从重点中学失学，苦心经营的小家也面临着被野蛮拆迁的危险。小说的叙述重心围绕魏宏枝一家人的生活遭遇展开，这一叙述重心的转移使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反腐主题，而进入了对普通人生活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反思。魏宏枝一家所遭遇的世态炎凉，展现了失去特权前后周围人的两副面孔，他们不仅恢复了普通人的生活，甚至承受着来自周围人的冷眼、歧视与侮辱，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确实可以起到反腐小说的震慑作用：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一旦贪腐被抓，不仅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会让家人陷入被歧视、被侮辱的境地。但是小说又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让我们看到特权文化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地侵蚀一个人的。魏宏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贫寒家庭，是依靠勤奋、好学、聪明才得以跻身于官员行列的，在其成长过程中，承受了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与歧视，他追求权力的过程也是一种追求自由的过程，而伴随着职务的升迁，他不但获得了普通人的自由，更获得了比普通人大得多的“超级自由”——特权。这种“超级自由”的获得是不知不觉的，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或成本，其运作方式也是自然而然的，是社会公认的一种规则与潜规则，贯穿于中国人微妙的人情之中。

以小说中魏宏刚姐姐的女儿绵绵入学为例。绵绵本来在市十六中上学，一年多前转学到了延门中学，延门中学是延门市最好的一所重点高中，绵绵则被分派在这个重点中学的重点班读书。“为了让绵绵当校级干部、校团委干部和班级干部，学校领导几乎往家里跑了无数趟，见了武祥夫妇就像见了省委和中央领导。那些客气得让你感到无言以对的奉承话，那些真诚得让你无比感动的表情和口气，一次一次、锲而不舍、孜孜不倦、振振有词地让你怎么推辞也推辞不了。”但是在魏宏刚出事不久，他的姐夫武祥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教务处的人”的电话，“我们的意思，你们就让绵绵认真详细地写一份检查和辞职书，先把学校和团里班里的职务辞了。这样对学校也好，对绵绵也好。辞职书我看你们明天来时最好就带过来，当然了，什么原因你们也清楚，总比我们免职撤职好吧。实话跟你们说，我们现在压力也很大，你们也要配合我们，越主动越好。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案了，学校仁至义尽，你们也替孩子多着想着想”。随后，绵绵不但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且被迫退学，在高考来临之前的紧张时刻，转到一所偏僻的学校就读。

在这个过程中，武祥和魏宏枝夫妇所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似乎也是中国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相反，人一旦失势，他的家人则成了被嘲笑、欺侮甚至落井下石的对象。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在旁观者看来都未免可悲，因为其运行逻辑是并不将人当作人，而是将人当作另一个人的附属。在魏宏刚当政时，绵绵之所以受到超出其个人能力的礼遇，是因为她是魏宏刚的外甥女，而当魏宏刚失势时，绵绵也因为是魏宏刚的外甥女，所以才受到牵连，被撤职、被驱逐。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自始至终，绵绵就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平等的人对待，而只是被视为舅舅的附属物存在。《重新生活》的深刻之处，就在于通过魏宏刚失势前后的强烈对比，让我们反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作者反思的对象从贪腐文化指向特权文化，进而指向传统中国文化与国民性的弊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呼应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思想，在今天重新提出了“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命题。

现代人是平等的、理性的，但传统中国文化重视的是人的等级、关系、人情，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革命的洗礼，现代中国文化开始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但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仍然潜隐在当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以及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特权文化便大行其道，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与潜规则。魏宏刚当政时，没有人会质疑绵绵读重点学校的重点班，更有不少人推波助澜，以此拉近与魏宏刚的关系，为学校、为个人谋求利益。不仅如此，《重新生活》在教育问题之外，还涉及了医疗、房地产、拆迁等社会热点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权者所享有的“超级自由”是多么丰富，而大部分民众对这种“超级自由”的态度是默许、羡慕或者利用的，可以说普通民众这种“平庸之恶”是对特权文化、贪腐文化的纵容。也正是社会有“平庸之恶”的土壤才会催生出“极端之恶”，即魏宏刚为了追求更大的“超级自由”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相对于“极端之恶”这种显在的毒瘤，“平庸之恶”细小琐碎，不太引人注目，但张平在小说中做出了精彩的描绘。仍以绵绵当班干部为例，“班主任说，绵绵现在当了班长，当了团干，当了学生会主席，再加上每年的三好学生，下一步上省重点大学，甚至上全国重点大学，就可以有办法让绵绵免于考试直接保送。这样的保送生年年都有，不显山不露水，谁也说不出什么。……保送生，三好生，还有班长，校干部，团干部，到了五四青年节，咱们再想办法闹一个全省青年标兵，这就更没问题了，等于上了双层保险。这样的学生保送大学，还怕别人说闲话！像这样的学生哪所重点大学不欢迎？有这样的资本履历，即使到了重点大学不也还是照样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这样的劝说对于一个学生家长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班主任之所以进行劝说，既来自对权力的趋附，也来自于对学校和个人现实的考虑，只有让绵绵及其背后的魏宏刚舒服满意，他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本身虽然算不上罪恶，却是一种“平庸之恶”，是一种对特权文化的无意识认同，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与文化逻辑，唯其行之有效，才更值得反思。

值得重视的是，在小说中，魏宏刚的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对这一套文化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反思与反抗。魏宏刚是靠着姐姐的牺牲与支持才读完大学的，走上了仕途，当他官当得越来越大时，姐姐与姐夫不断告诫他、提醒他，但他春风得意听不进去，姐姐只能选择和他拉开距离，各过各的生活，虽然无意之中也沾了他不少光，如绵绵入学等，但就其本心来说并不想如此，他们在为人处事上也刻意保持低调。而当魏宏刚出事之后，姐姐和姐夫毅然扛起了照顾整个大家庭的责任，寻找丁丁，照顾母亲，还要陪绵绵转校读书。他们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公，小说正是从他们的角度写出了魏宏刚失势前后生活与世界的剧烈变化。但是他们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在小说中他们提供了另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这是一种不同于魏宏刚、也不同于趋炎附势者的价值观，如果说魏宏刚的价值观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为此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那么趋炎附势者的价值观则是实用主义的，今天有用就攀附，明天失势了就幸灾乐祸，转而再去攀附他人。但是武祥、魏宏枝夫妇的价值观不一样，小说从武祥的角度写道，“平时只要一见到了弟弟，妻子说得最多的总是那么几句，好好干，别忘本，一个书记，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有多少人整天盯着你看，不管做什么事，咱首先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婆孩子，对得起良心”。这是一种朴素而坚实的价值观，是来自民间的自然伦理的正义感，其中并没有多少大道理，但却坚韧实在，小说将这种价值观置于文本中与魏宏刚、趋炎附势者的价值观进行比较，更彰显了这种价值观的可贵。但是要坚持这样的价值观念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魏宏刚失势之后，他们遭受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歧视与侮辱，在女儿入学等问题上寸步难行，但他们凭着自己的善良本性咬牙坚持了下来。小说中的武祥夫妇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坚定的价值观，与他们那种踏踏实实的生活相比，魏宏刚追求权力并被权力异化的价值观是虚飘的，趋炎附势者前恭后倨的表现是可笑的，正是他们在小说叙述的世俗逻辑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之光。

与张平以往的小说相比，《重新生活》不再聚焦于激烈的反腐斗争，而是深入挖掘产生贪腐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探讨“平庸之恶”。小说中对特权文化的表现是鞭辟入里、活灵活现的，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作者将教育、医疗、住房等关系社会民生的重要问题与小说的内容结合起来，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但作者的描述并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让人看到现实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小说也并不像《红楼梦》等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将家族的兴衰视为治乱循环的一个环节，而是像鲁迅的《呐喊》《彷徨》一样，在深刻反思国民性弊端的同时，努力寻找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

作者单位：文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