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影响波及整个世界的大事，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针对人员、货物跨境流动的严格管控，提升了产品和要素全球流动的成本，对以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等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服务贸易形成了巨大冲击，也阻隔了国家间学术、科研的合作交流。而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跨境支付（以线上教育等为主要形式）等服务形式虽然受冲击较小，但尚不足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教育服务提供方式。虽然疫情终将过去，社会经济活动和教育国际交往最终也会恢复正常，尤其是高度依赖人力资源投入的教育服务贸易，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低，恢复起来难度不大，但是疫情引起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持久的。

疫情发生以来，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为目的的社会防控措施客观上扩大了国家权力，使得“强政府”与“大社会”理念逐渐兴起。同时，泛化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观正在动摇全球化的民意基础，一些国家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正在从经济贸易领域向教育领域蔓延，有关争端从单纯的利益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对错、国家制度优劣的高度，教育俨然成为某些国家遏制施压和战略封锁的工具。这些情况在疫情之前已有所显现，疫情发生以后更加强化。所以我们看到，尽管教育国际合作的政治敏感性没有那么强，利益博弈的成分也相对较少，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单边主义、本国优先理念的支配下，在签证、敏感专业学习研究以及高等教育学术合作交流等方面对我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设置障碍，为国家间的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蒙上了阴影。

是封闭还是开放，是脱钩还是交流？一些人由此对教育国际化产生了疑问，认为教育国际化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方向不明。对此，我们还是应该看主流、看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应当看到，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当前支撑教育国际化的条件总体是有利的。一是国际教育资源的非均衡性。当前，由于各国教育资源的非均衡性，一些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亟待消化和疏解，另一些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亟待通过教育赶超实现经济赶超，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强大需求。二是巨大的需求推动。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中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也孕育了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群体在获得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以境外教育消费为代表的多样化、选择性的巨大需求，这成为推动教育国际化的最强动力。三是普遍增强的教育全球共识。尽管全球范围内存在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制度体系，教育发展水平也有很大差异，但是超越国家或个体层面的教育共同价值正在逐步形成，教育增进各国各民族之间了解、融合和团结的功能正在逐步增强。比如，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为代表的教育监测项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学生素养的共同关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体现了各国对美好教育的愿景。不断增强的教育全球共识，必然要求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四是全球劳动力市场形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体系固然不能脱离该国和地区经济活动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素质能力标准逐步趋同，这要求各国教育体系必须开放交流互鉴，适应新的人才培养需求。鉴于此，世界许多国家都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交流，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如欧盟就明确提出将学生跨国流动作为实现社会增长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五是日益紧密的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语音识别、可穿戴计算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突破了传统教育服务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为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提供了条件，也为教育服务的跨境贸易提供了技术保障，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直接流动变得简单便捷，拒绝教育资源共享的主权国家，不仅会面对国内公众的巨大压力，也会将自身孤立于全球互联网体系之外，错失发展机遇。

虽然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不会逆转，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具体到每个国家如何适应这一趋势，却又有很大的差异。从历史上看，全球性大危机总会使各国发展都受到严重冲击，也会使各国发生分化，有的国家克服危机不断发展壮大自身，有的国家则陷入长期衰退，关键看能不能选择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我国教育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但是我国教育大而不强，尤其是面对正在孕育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教育支撑能力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由于教育培养人才有一个周期，必须适度超前发展，才能引领国家发展，否则我国发展将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因此，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相比，教育在对外开放、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方面要更加坚决、主动、积极，才能确保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利益格局调整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

一是保持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当今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日新月异，教育创新方兴未艾，要清醒认识我国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的客观现实。正确应对的方式是坚持以我为主，将对外开放作为促进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推动力。还应当看到，作为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我国产生的庞大留学需求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民生属性，必须顺应这一需求。当然，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前教育对外开放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我国教育的超大规模性决定了在全球教育服务市场上的超级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独特地位，使得今天的教育对外开放更加主动、从容。要利用好宝贵的战略机遇期，面向未来，瞄准国家重大战略、经济科技重大需求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合理选择教育开放的重点、节奏、力度，通过开放发展壮大自己。

二是丰富教育开放内涵。我国教育在完成主要的普及任务之后，工作重点正在向质量、公平、结构、服务能力等方向延伸，从事业发展深入到理念、内容、方法、体系、制度、治理等各个方面，这决定了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拓展。要抓住当前全球性经济衰退加剧生产要素重组、整合的有利时机，以更加主动、全方位的开放，为我国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优质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夺得先机。在开放的领域上，除了进一步引进包括专家、教材、考试和教育教学理念在内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外，也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教育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经验，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办学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育政绩考核机制改革等方面，迫切需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形成大的改革思路，以改善我国教育治理。此外，也要深化双边和多边教育合作，比如与有关国家积极推进学历学位互认，开展学分认可转换试点，建立学习成果互通互认制度等。同时，要发挥我国教育整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的资源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积极走出去，形成双向交流合作机制。

三是坚持开放与改革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也在于引进国际规则和外部约束，尽管在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一些外部冲击和压力，比如各国在签署贸易协定时总要围绕教育服务贸易的有关承诺进行激烈博弈，但是教育开放最终会倒逼教育体制的主动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到位之后又会增强教育进一步开放的能力，从而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支撑开放的良性互动。事实上，从1985年开启教育体制改革至今，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利益调整的深水区，面临动力不足、推进迟缓、新旧矛盾叠加等突出问题，许多工作处于胶着状态，社会反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增强教育改革活力的重要突破口。在这方面，要下决心破除制约教育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还很不充分，不利于分享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也不利于打破目前相对固化的办学格局，要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改革中外合作办学准入审批制度，加大开放力度，改善相关服务，更好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对于扩大资源、增强活力、促进改革的积极作用。

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教育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最容易凝聚共识、形成共同行动的领域。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即使是对中国最有偏见的人，也承认中国在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方面做出的卓越工作。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要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教育目标，积极参与国际重要机制和重大教育行动。发挥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为代表的智库机构的作用，加强教育话语体系的创制，创造性研究阐释中国教育发展道路、制度、理论体系，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中国与中国教育，也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努力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知识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