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助力文物讲好中国故事

陈 刚

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他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传统文化资源中很大一部分是以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以及表演艺术、民俗节庆、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传承至今。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提升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个重要课题。

说起文化遗产，以往主要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即物质文化遗存，也称为历史文化遗产。显然，这并不能涵盖文化遗产的全部，尤其是那些植根于民间、依靠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的活态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部分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更快。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专门提到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次年5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非遗”也成为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物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活态表现形式，在日韩等国也称为“无形文化财”。2011年公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条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首先是指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同时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包括了不少物质文化遗存。比如表演艺术中使用的服装道具、传统技艺中使用的工具设备等，这些都是不少非遗表现所不可或缺的。当然，在对这些物质遗存进行价值评估时，主要考虑的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需求。其中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较高的，还具有文物属性，需要参照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加以保护。现有的法律和实际保护工作，也对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物属性给予了关注。例如温州泽雅建于明代的四连碓造纸作坊，是屏纸制造的重要设备，至今仍能够使用，2001年即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泽雅屏纸制作技艺也在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可以说，屏纸制作技艺自身固然有一定特色，但只是浙江众多粗料竹纸技艺的一例。而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保存较为系统完整、使用至今的古代造纸遗存，对于提升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二者结合，共同成为当地宣传非遗文化、发展纸山旅游的重要资源。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过程中，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属性也不可忽视，并值得加以充分发挥。

文物阐释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利用

文物作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古人生产、生活实践所产生的。因此在物质遗存中，天然也蕴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要充分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做好文物的阐释与研究，对这些要素的充分挖掘利用，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近年来主要从事对纸质文物与传统造纸工艺的研究，深切感受到对传统造纸工艺的调查对于纸质文物研究与阐释的重要作用。以古代纸张的研究为例，麻纸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纸张，甘肃、新疆出土的汉代到魏晋的古纸几乎都是麻纸，而历史文献中只是提到以破布、渔网等做纸，具体工艺则不得而知。这是因为唐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与普及，麻纸逐渐被产量更大、价格低廉的竹纸取代，传统麻纸的制作技艺已经很难见到。通过对北方手工造纸工艺的调查，我们在山西、河北等地发现了一些尚存的麻纸制造工艺，将这些保存至今的麻纸工艺与实验室分析、模拟试验相结合，基本就可以还原古代麻纸的制作过程。在研究古代器物的制作工艺时，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除此之外，一些民俗文物离开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对其解读也会变得比较困难。通过民俗学调查，可以发现有些器物、工具在有些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等活动中还在使用，不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作为反映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物质文化遗存，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非遗结合起来考察，将对古代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非遗助力使文物展示更加鲜活

在展示传统文化魅力、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利用非遗助力文物以更为形象的方式加以展示，使之更加鲜活。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少都是活态的、过程性的。而文物则更多是静态的、结果性的。如何通过文物，透物见人、见生活，常常是提升文物展示效果、讲好故事所面临的难题。现在，文物展示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包括声、光、电结合的方法，但要有效地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做好展示，讲好故事，素材无疑非常重要。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遗存，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使文物故事更为鲜活。例如在展示中国古代典籍、讲述古代造纸印刷术时，可以利用手工纸制造、雕版印刷工艺等现存的非遗影像，使展示更为形象。而民俗文物的展示，更需要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非遗的支撑。复旦大学博物馆收藏了为数不少的我国台湾省少数民族的民俗文物，在大陆首屈一指。其中不少文物为当地所特有，有的还有一些特殊用途，例如用来喝酒的木制双联杯，如果仅看文物，比较难以理解其用途，但结合当地少数民族举行仪式的影像材料，其用途和象征团结的内涵，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

非遗与文物结合开发文创产品

当前，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兴未艾，特别是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常常具有表演性、实用性，和当地的旅游、扶贫开发相结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相比较而言，文物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不少存在着各种病害，有的甚至触目惊心。文物保护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也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费。在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上，保护一般优于利用，我国文物保护的方针也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有些国宝级文物，由于保护的要求，常常深藏库房，无法展示，或者展示环境对于观众并不是太友好，展示效果欠佳。与非遗的利用相比较，文物的合理利用显得相对滞后。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改善文物展示环境、改进展示手法，而利用文物要素、结合传统技艺、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也是实物展示以外利用文物讲好故事的一个途径。不少传统手工艺品为群众所欢迎，但需要有更多与之相称的设计元素加入，文物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艺术设计资源。将文物与非遗相结合，使产品兼具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基因，一方面使非遗产品更为丰富多样，另一方面也使深藏于博物馆的文物借助非遗工艺走向民间，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弘扬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与简单地将文物要素和现代工业设计产品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开发思路相比，这无疑会使产品更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而在现实当中，保护利用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存在着相对割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有着多种原因。首先，文物与非遗在表现形式方面常常具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保护利用的方法和思路也各不相同。例如对于文物的保护和戏曲曲艺的保护，可以说很难找到共同点。其次，文物和非遗的管理分属不同的部门，保护利用也有不同的机构，相互之间常常缺乏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各有各的圈子，各干各的事。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归根结蒂还是人的问题，由于保护利用二者的思路与方法存在差异，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也不同，造成相关人员学科背景差异较大，从事文物保护的多为理工科背景，而非遗保护人员多为文艺背景。这种现象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有些方面则显出弊端，例如在古代乐器研究、传统工艺研究等方面。学科背景的局限性，常常使研究流于表面，缺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充分挖掘。而要实现文物与非遗二者融合，充分发挥其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精通多学科知识的人才，在管理体制上，也要实现创新。在一些文物的价值评估与挖掘过程中，不仅要研究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也要研究其对于非遗保护的价值。反之有时也同样成立。在评估非遗的价值时，有时也要考虑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和保护的意义。例如前面所介绍的温州泽雅四连碓造纸作坊和屏纸制作技艺，独立来看二者，可能价值不能完全体现，只有通过对传统造纸工艺和造纸遗存进行综合研究和考量，将二者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而二者的结合不仅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能够使物质文化遗产鲜活起来，起到更好的故事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再塑往昔

——让文物“活”在当下

徐卫民权弼成

文物是一个国家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物是中华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自此，“让文物活起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社会大众对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乃至文博事业的关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考古、文博行业工作者不仅对自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面对互联网时代下活跃的传媒平台与迅猛发展的科技手段，文博行业紧跟时代步伐，走出封闭环境，面向公众。时至今日，让文物“活”起来的命题进一步深化，如何让文物更好地“活”在当下，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价值，愈发成为文博行业乃至国家、社会各界重视的课题。

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

物的生命史首先是物质文化史，其特征在于由象征性的符号变化来反映物质属性与历史及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文物作为具备丰富历史价值的物质材料，最直接体现的便是时间属性。对文物时间属性的把握实质上反映了各个时期文明形成、凝聚过程中的种种特点。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文物，其间文物的流通、传播、延续乃至跨文化语境下的内涵都得以彰显，借由文物还可以表达自身价值以及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对于中国人来讲，历史是精神家园，从中能够得到精神与情感的慰藉。同时，人们往往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经验与认可，指导现实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中华文化对文物历史价值的认同有着悠久的传统。至迟在秦汉时期，文物已被视作彰显国家认同的重要符号。汉武帝“元鼎”年号的由来直接与当时出土的宝鼎有关，在相关祭祀活动中，时人还将出土的宝鼎与上古时期黄帝获得宝鼎的事件进行类比，将文物纳入历史语境中予以阐释，赋予其行为以合法性，并最终为“元鼎”年号乃至国家意志的确立提供契机。到了宋代，人们借金石学的研究从文物中寻找社会认同。李公麟是宋哲宗时期的御史掾，他认为，“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在当时被认为包含了古人对于礼法的规范与理解，通过观察文物，可以收获“圣人之精义”。为了进一步强调礼法的地位，当时还对商周的青铜器进行了仿制。这种行为更是通过符号的复古将历史与现实进行再造，共同为宋王朝冀助教化，加强王朝的内部认同。直到近代之前，文物的历史价值多由当时的统治集团予以定性和引导。这种对文物历史价值进行认定的传统深刻塑造了中华历史文化的轨迹。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兴起，以往囿于统治者定义的文物的所有权及价值内涵皆发生剧变，文物从私人收藏转而成为公众所共享的社会文化用品。在这一点上，从文物的发掘到展览，乃至最终价值的导向，都映射出时代风貌。考古学传入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国人希冀从远古中华部族中寻找团结民族的力量，借以鼓励时艰。尤其是面对西方考古学家提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以傅斯年、李济等为代表的学者旗帜鲜明地通过文物考古工作予以反驳，李济在《城子崖》的报告中提出：“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当时学者的心目中，文物本体的历史价值与中国文化形成、凝聚有着直接的联系。相较于封建时期文物被统治阶层所赋予的礼法秩序，近代以来的文物则被更多地视作民族情感、历史记忆的连接点。这一点同样反映在文物与公众的关系中。公众通过参观博物馆而从感官上对文物有了直接的认知。1929年广州市立博物院成立，先后征集了当地历史古迹、风俗用品等诸多文史材料。此外，新出现的征集类别革命文物还颇彰显出当时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从先秦到革命时期的各类历史文物，都构成了广州当地的历史记忆与认同。

中华文化对于文物历史价值的重视与认可由来已久，并因此形成了好古、博古的传统。不仅如此，每一个时代对于文物的理解都源于当时社会文化的需要与回溯。让文物更好地“活”在当下，是挖掘人与文物之间关系的基础，而依靠这种方法打通人与文物乃至后代之间因时间产生的隔膜，则是我们让文物“活”在当下的最终归宿。

推动文物保护、利用的良性循环

让文物“活”在当下，可以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在当今社会下，面对文化消费日益繁盛，文物古迹相关的旅游、文化产品需求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的现状，推动文物古迹可持续发展，是新时代对文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文物本身不会说话，只有人将文物保护好，才有可能将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科学、艺术、社会等诸多信息挖掘出来。同样，文物的价值不仅停留于物的层面，也展现着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等精神层面的诸多信息，理解文物甚至成为现代人处理自身需求与发展之间关系的桥梁。合理的利用文物能够使人们更为重视文物本身的价值，从而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中，形成文物保护、利用的良性循环。

科学的提取与保护文物是发挥文物价值的基础与前提。习近平同志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科学的文物保护，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欣赏文物，而且为文物延续其文化、精神方面的价值提供了物质保障。文物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以本体的妥善存在为前提,以原真性为第一原则,保护利用都应该尊重文物工作的基本规律与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专门针对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中央政策文件，该文件为新时代文物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同时亦反映出国家在新时代处理文物保护与利用关系时的态度。

文物的利用与传承，是文物保护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如今，在全民性的文化遗产时代，全民族都开始自觉地将文物古迹、历史遗存作为发展的资源来加以保护利用和传承创新，以实现继往开来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地利用、传承文物，让文物“活”在当下，从个人层面讲，可以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平，增长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激发人的思考，提高审美水准；从社会层面讲，结合时代特点认识文物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及文化自信，加强文化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发展，让文化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乃至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此外，文物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在越来越多国家与地区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下，作为一种可视的物质材料，文物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可以实现人类共享。在全球化浪潮的奔涌中，我们要利用文物构建中华文化的话语体系，积极主动地扩大影响力与知名度，在不同文化中完成文物本体价值的阐释工作，准确表达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更好地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交流互鉴。

让文物“活”在当下，路向何方？

以人为本，深度挖掘文物本体价值

近年来，让文物“活”在当下成为文博行业内的普遍呼声，包括公共考古、博物馆乃至市场上较为繁荣的文化产业都在各自努力进行深耕。但是在为文博事业发展叫好的同时，针对文物本体价值的阐释却未能达到社会公众所期望的高度。目前，国内的一些文物展览在进行策划时仍以游客的好奇心为纲，仅追求吸引大量观众进入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机构进行游览。然而，这种形式刺激了眼球却未必能刺激大脑，单以游览人数和媒体热度的提升作为文物活化的标准亦稍显片面。一味迎合观众的做法有可能导致文物本体价值内涵的缺失。因此，进行文物阐释工作时，既要在形式上迎合年轻观众的心理，同时在内容上也要引导观众的文化走向。这对新时代文物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文物工作的16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纲，明晰文物研究、利用与当下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透过文物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将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只有深度挖掘文物所具有的历史内涵，才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治国理政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与时俱进，用科技手段丰富文物阐释途径

文物工作者通过发掘或征集的手段将文物从原有信息脉络体系中剥离出来，并在相关的文化机构重新完成其时空框架的确认。在这个过程中，文物原有的状况、功能、历史经历及相关背景、人员等信息会被科学的信息载体、文化符号所重构，许多信息有可能因展示条件的限制而有所损失。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文物得以在新的平台上以更完整的形式展示自身具有的多种信息。不仅如此，数字科技的应用还改变了原有认识文物的维度。通过沉浸式体验认识文物让观众得以突破原有的时空界限，身处当时当地理解文物所在的历史环境，进一步加深对文物的理解与认同。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跨界融合发展，将科技创新与文物相结合，从原有的“观赏—被观赏”的人与文物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沉浸其中、相得益彰的和谐效应。运用科技手段还能将文物中的核心符号进行取舍与传承，通过创新形式让文物的文化内涵以更生动的形象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记忆。

总之，无论文物的本体价值还是科技手段的创新，新时代让文物“活”在当下已经成为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社会共识。这激励着文物工作者要更加努力提升认识水平，打通过去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传承好中华文化的历史文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