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了“可以探索”的答复。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也反映了国人对自主生育的渴望。

东北昔日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已成惆怅的回忆，年轻人口持续外流，边境人口日趋稀少，出生人口也逐年减少，危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人口安全。由于城市化水平高，企事业单位普遍施行的“单位制”使得计划生育相对容易实施，东北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在几年前就拉开了人口减少的序幕，人口经济关系进入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发展前景令人忧虑。

近几年，东北三省的常住人口一直在减少。2013—2019年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合计减少182.55万人，其中2019年减少42.73万人，占比23.41%。这六年中，黑龙江减少83.7万人，吉林减少60.55万人，辽宁减少38.3万人。东北三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三省户籍人口2019年均已出现负增长，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吉林为-0.85‰，辽宁为-0.80‰。市场化改革以来，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地位的下降，共和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大哥”风光不再，资源型城市的不可持续发展逼迫产业转型，经济持续下行，下岗职工众多，低收入人群数量庞大，年轻劳动力生计导向型人口外流严重。

此外，就是生育率和出生率明显下降。东北地区的生育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三省就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困局，辽宁总和生育率（TFR）0.999，吉林0.853，黑龙江0.884。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东北地区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8。在高生育成本时代，养育一个孩子对小家庭来说也已不再轻松。然而，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力短缺、代际人口发展失衡、老无所依，乃至发展停滞、文明式微。

东北三省人口减少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问题。短期看，与黄金年龄段人口流失有关；长期看，则与低生育率背景下的少子化有关。生育乃万世根本。少子化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其重要性甚至超越老龄化。少子化反映为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和0—14岁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也包括了绝对规模的少子化和相对比例的少子化。

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事实上，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例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像笔者曾经调研过的人口和计生综合改革实验区牡丹江市，在出台“全面二孩”政策之前生育政策就比较宽松。然而，哪怕是当地农村家庭一般也只生育一个孩子，大量二孩生育指标被弃之不用。概言之，东北比全国更早出现的低生育困境并非生育选择空间狭小之故，因此靠放开生育限制来治理低生育，不一定会取得理想的效果。牡丹江市不是个案，而是整个东北地区的缩影。同样，东北少子化问题亦是全国的缩影。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

突破“全面二孩”政策的限制性，进一步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是未来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在目前紧张的人口经济形势下，通过放开生育政策提升生育率难度极大。从战略高度真正认识长期低生育的潜在风险和巨大危害，出台鼓励生育的社会公共政策、打造生育友好的环境支持体系，或许可以对改变低生育现状有所贡献。当然，放开生育限制无疑也是必要的，为中华民族的种族繁衍承担起生育责任，应该得到保护、尊重、肯定和鼓励。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首先要全面放开生育，其次要全面鼓励和振兴生育，全国皆应如此。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所要负担的生养成本急剧飙升。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还处于外生性即政策约束型低生育陷阱，那么2000年以后则进入了内生性即成本约束型超低生育陷阱，现在以一孩化为主导的自觉少生现象已不是政策限制的产物，而是生育政策的惯性使然，也是生育成本高昂和生育观念转变之果。所以说，要提高东北的生育水平，关键不在于是否提供了更大的生育选择空间，而是如何在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中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家庭成本，通过提高生育福利的供给激发年轻夫妇的生育热情，变不敢生为愿意生。

把握住政策调整的战略机遇期是需要前瞻眼光的。2016年1月落地的“全面二孩”政策遇冷，说明出台人口新政虽然很有意义，但作用不大，正因为官方与学界都高估了国人在变革时代已经悄然改变的意愿生育率。差不多10年前，从江浙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蔓延到全国的招工难问题恰恰反映了长期积累的年轻人口减少风险开始释放，其路径是人口的少子化—劳动力资源供给减少—招工难导致企业生产规模受限和竞争力下降—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受挫—企业关停并转导致经济持续下行，最终陷入人口经济恶性循环。放开生育对低生育率状态的改善作用是杯水车薪，根本上还是需要打造放开生育与鼓励生育一体两翼的生育友好支持体系和生育优化政策体系。

国家曾经提出东北振兴战略，人口作为发展的核心要素，不仅是晴雨表，还是驱动力，鼓励生育和引进人口是东北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口振兴与东北振兴一体两面、息息相关。人口与经济互相影响，经济主力人口之增减基本上是经济景气与否的反映，人口减少是经济下行的镜子。东北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经济—人口双重转型的目标、路径和模式，东北三省应该认真考量自身的资源环境、经济与人口的初始条件，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框架中寻求新经济成长的契机，如生态绿色农业和旅游绿色产业、冰雪白色产业，当然还有智慧产业（如智库和特异人才）和科技产业。

新增出生人口有多少会在16—64岁的劳动年龄段在东北三省沉淀下来，以补充20年后东北经济发展的主力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往高处走”是人口流迁的基本规律。归根结蒂，东北振兴不仅要提高吸引人口留住的魅力，还要降低人口迁入的门槛，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环境吸引力和迁徙拉动力。

世界其他国家已有前车之鉴，几乎没有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和地区能恢复到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大约在2.1），一旦掉入低生育陷阱就很难摆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式低生育是一种集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内卷性和风险性等诸多特征为一体的早熟低生育率模式，东北地区尤甚。2018年7月，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发布《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辽宁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出鼓励生育的省份。然而，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如果没有系统性配套政策的协同促进，东北生育率将依旧难以回升到理想水平。从人口大势看，“婴儿潮”一去不返，低生育危机之深重远超我们的想象。生育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中国需要的是鼓励生育、经济补贴、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系统整合的“组合拳”来应对低生育危机；要鼓励“二孩”和奖励多子女生育，推进人口再生产和生育福利的社会化机制建设，宣传“人口兴衰，国人有责”，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育文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