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两起哄抢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一是安徽省宿州市一农场采收土豆过程中，遭遇当地村民哄抢，参与者达149人；其二是广东省肇庆市一家零食店因洪水冲开大门导致商品散落，过路群众纷纷“捡拾”且不付费带走，参与者达61人。两起群体违法事件虽相隔千里，却共同暴露了“法不责众”的心理底色，揭示了当下公共治理必须正视的社会现象和亟待破解的法治议题。

按照现代汉语的通俗含义，“法不责众”是指参与某种违法行为的人数众多时，法律难以对其实施惩戒。从历史的角度看，缘起于古代专制社会的“法不责众”现象，往往是统治者在面对群体性反抗时，为追求自保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法不责众”却在当下积淀成部分人群的思维定势，异化为对抗现代法治的观念误区。现实中，从聚众哄抢，到网络暴力；从凑齐一堆人就闯红灯，到暴走团占用交通要道；从小区里扰民不止的广场舞噪音，到景区内逾越红线的不文明行为；从侵占城市街道的组团经营，到埋下乡村隐患的集体违建……无不折射出“法不责众”的心理动因和行为逻辑。

群体违法现象的滋生，源自社会心理与执法困境的双重交织。一方面，从众心理引发道德约束的崩塌，侥幸心态导致责任意识的稀释。群体情绪的裹挟和传染，成为违法冲动不断放大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处置群体违法往往面临诸多难题，比如网络暴力的账号匿名、信息海量等特点，导致溯源、取证等殊为不易。聚众哄抢因参与人数众多，导致厘清个体责任等需付出极高的执法成本。尤其是对群体违法事件追责时，个别执法部门因顾虑大规模处罚可能引发次生矛盾，倾向于选择性执法，甚至不予追究了事。而过低的违法成本，无形中又强化了“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

“法不责众”并非微不足道的观念偏差，而是对现代法治构成了多重威胁。首先，冲击法律权威。倘若“人数多”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底线就会逐渐瓦解。长此以往，法律将停滞于“纸面正义”，而无法转化为“现实正义”。其次，助长违法行为。“群体免责”的错误认识，将催生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的集体无意识，诱使原本守法的人群加入违法之列，形成跟风效仿的“破窗效应”。最后，削弱治理效能。如果放任“法不责众”的逻辑，将引发更多的群体违法现象，导致治理成本的不断攀升、治理困境的恶性循环。

要打破“法不责众”的迷思、遏制群体违法现象的蔓延，须采取多维的治理对策。在立法层面，针对组织者、积极参与者与跟风追随者的不同特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责任认定标准、完善分级处罚机制，避免“一刀切”或“轻放纵”。同时，对于尚未达到刑事追责或行政处罚程度的参与者，有必要引入强制社区服务、信用惩戒等多元措施，而非局限于批评教育。在执法、司法环节，既需要坚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以法律至上的制度刚性扭转“法不责众”的认知惯性，也需要以技术赋能破解监管难题，比如运用自动抓拍、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采集和辨别交通违法的证据，通过大数据溯源系统快速锁定网络暴力的主谋等，都是有效降低执法成本、应对“法不责众”的技术支撑。此外，还应构建起社会协同治理机制，诸如暴走团阻断交通、广场舞噪音扰民等群体违法行为，看似参与者众多，损害的却是更多人的生活安宁和合法权益，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畅通举报等监督渠道，充分激活公众参与的力量，让“护法之众”约束“违法之众”。

更应认识到，“法不责众”的认知谬误，本质上是法律意识的淡漠、行为自律的缺失，因而通过思想市场的竞争，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观念变革和重塑，更加具有治本的意义。这既需要借助普法宣传、案例警示等多种公共教育路径，传播法治理念、培育法律素养，也有赖优良立法、严明执法、公正司法的正向价值示范，加固对法律的敬畏、对法治的信仰。如此，才能让法律从外在约束变为内心准则，引导群众从被动守法转向主动尊法，进而彻底铲除“法不责众”观念的生存土壤。

“法不责众”不可恃，群体违法不可纵。法律的尊严，不能因违法人数的多寡而摇摆；社会的公平，也绝非依赖“法不责众”来维系。只有当“违法必究”成为共识、“尊法守法”成为常态，才能更加坚实地守护社会正义和个体权利。这正是法治文明应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