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历史文化，是指历史知识、历史认知、历史意识在社会公共空间内的各种呈现形式的总和。在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中，它以各种具体形态存在，如实物（宫廷装饰、英雄雕塑）、书写（神话传说、悼词墓碑、回忆录、评书小说）、符号（暗语标志、绘图形象）等。就总体而言，它表现为光谱状态的存在模式，两个极点是“共识和谐”与“冲突战争”。

现阶段，公共历史文化的呈现还存在着各种冲突。其一，多少之辩。例如，大家在浏览微信公众号或短视频时经常看到“历史教科书上不会告诉你的某某某”之类题目，许多人会被吸引，点进去看看历史教科书上到底有什么东西不能告诉我们。事实上，教科书的篇幅是有限的，不可能完整呈现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应该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围绕这些问题，就会形成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之争。其二，真假之辩。例如，现在互联网上“西方伪史论”甚嚣尘上，不少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伪造的。事实上，中世纪到近代的西方文明是现代人类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应当承认其存在，还应当借鉴其优秀成果。其三，古今之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80年了，但在世界范围内，近年来关于二战的基本观点发生了许多变化，在部分东欧国家的多个城市甚至发生了拆除苏联烈士纪念碑、雕塑等否认红军英雄事迹的做法。其四，有无之辩。比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历史进行深度伪造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五，因果之辩。例如，在大多数欧美历史教科书中，有两类被经常使用的照片，它们被视作二战记忆的“经典定格”：一是有关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场景，二是有关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后的废墟场景。其背后的逻辑是，人们应当反思科学进步为何没有助推人类社会的前进，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且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也几乎只字不提。在这一因果叙事上，许多欧美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巨大缺陷。

一场场看不见硝烟的“历史之战”，正在撕裂一国之内乃至全球的历史共识。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历史之战”，原因正是全球公共历史文化认知的根基在动摇，而新时代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尚未形成。若要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应认识到当下公共历史文化领域出现的四大转变。

首先，讲述者在转变。过去的历史讲述者多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究天人之际”，对于历史的解释曾有充分的话语权。然而近100年前，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已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在今天逐渐变为现实，因为人们可以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上书写自己亲历或看到的历史，回忆录、家谱书写已成热潮。历史学家们也从单一民族历史的塑造者转变为全球史视野下的叙事者，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知上形成冲突。

其次，讲述的场域在转变。此前，历史学家叙述历史的对象是同行，即专业的历史学者乃至文史学者。而今，历史学家纷纷从象牙塔中走到聚光灯下，历史叙述也从纸质的权威百科全书迁移到百度百科式的全民共创网络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对其进行编辑和修改。

再次，讲述的产品在转变。历史从艰深的论文专著，裂变为图片、小说、电影、游戏、仪式等多元形态；从纯粹的理性推演，走向理性与感性叙述的共舞。许多历史叙述开始以吸睛的标题吸引读者，充满感性的历史叙述方式也屡见不鲜。

最后，讲述的目标在转变。历史讲述的目标从单纯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升维为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的话语权争夺。好莱坞历史电影在全球宣扬美国式的英雄观、美国在全世界的责任与权力，其背后充满意识形态的角力。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各国在其发展初期都会积极抢占对公共历史文化领域核心概念的定义权，我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布局中抢占先机，否则未来会面临核心概念话语权的丧失。

这些转变如同奔涌的浪潮，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共识塑造机制。新时代公共历史文化建设的核心使命，正是要在这纷繁复杂的浪潮中，主动创设属于我们时代的历史共识，其关键在于加强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方法是牢牢把握三大基石。

第一基石是强调公共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在差异中寻求和解。历史必须走向公共空间，面向公众，以相互理解和交流为目标。个体的历史经验千差万别，但这绝不能取代公共历史认知建构的必要性。唯有如此，和解才成为可能。举例而言，面对二战记忆，德国社会曾展现强大的公共阐释自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人参军，而当战争结束，这些军人回到家乡后，多数都对子女隐瞒了自己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正因如此，在1945—1995年间，许多德国人都认为二战中的军人不过是服从上级命令。对于几乎每户家庭都曾贡献过至少一名军人的德国社会而言，“清白武装部队神话”便成为二战记忆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自1995年起，一批公共历史学家在德国、奥地利等地组织了数十场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以照片影像资料告诉大众，这些曾经被认为“清白”的德国军人并非无辜之辈。当“父辈无罪”的个体经验遭遇“德国武装部队是犯罪组织”的公共认知时，从个体、学界到国家层面都坚定站在历史真相一边，最终在武装部队罪行问题上形成了强大的公共共识，支撑起深刻的二战反省文化。其间差异虽然依旧存在，但公共理性最终凝聚了共识的力量。

第二基石是强调公共历史文化的理性化，让情感的归情感，逻辑的归逻辑。历史文化以理性阐释为基石。精神体验与情感表达不可或缺，但必须经过理性逻辑的淬炼、提纯与建构，才能升华为有效的历史阐释，最终抵达历史理性。以法国对二战的反思为例，法国二战记忆曾深陷“受害者”意识中，国民普遍认为法国是二战的受害者。但20世纪70年代学界对德占期间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的研究以及相关纪录片《悲哀与怜悯》，揭示了法国社会在犹太人被害问题上的普遍观望态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法国社会持续多年，直至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代表政府向犹太人群体道歉。这种理性的祛魅虽然痛苦，却直面了历史的复杂性，也恰恰说明理性之光穿透情感迷雾的艰难与必要。

第三基石是强调公共历史文化的公约性，让历史逻辑照亮大众。历史阐释不能囿于专业术语或个体感悟，它需要一套完整、清晰、能为大众理解的历史逻辑，须避免以偏概全、偷换概念、主客混淆，更忌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举例来说，1945年2月，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英国和美国联合发动针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以配合苏军从东向西的地面进攻，加速纳粹德国的崩溃。德累斯顿以巴洛克建筑和艺术珍藏闻名，英美轰炸导致城市严重损毁和大量人员伤亡。德国2005年出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中的“德累斯顿”词条看似客观描述了惨烈的大轰炸并引用了诗性的语言，却因缺乏完整的前因后果，无形中强化了德累斯顿作为“受害者”的单一形象，偏离了二战的整体反省框架。德国社会针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曾有多种不同声音，而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2015年二战纪念日的讲话则树立了典范：“我们知道，是谁启动了这场屠杀性的战争。正因如此，即便我们在这里，在今天，纪念德国受害者，我们也从未希望、也不会希望遗忘德国战争行动的受害者。”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曾犯下种族大屠杀的国家，不可能设想毫发无损地从战争中脱身，这是它作茧自缚的结果。”高克的阐释用清晰完整的因果链构建了真正具有通约性、令人信服的历史逻辑。

基石已立，路径何在？新时代呼唤我们以更大智慧和勇气推动三大转向。

第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锚点，推动“复数历史”走向“集体单数历史”。

后现代主义带来了历史的碎片化，“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催生了无数情感化叙事，这样的叙事便成就了“复数历史”。但个人的历史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也需要在大的历史逻辑当中才能被理解。构建公共历史共识需要“视域融合”。启蒙时代，历史的讲述强调“今古视角融合”（移情），如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所言，理解历史需要“移情”，我们能够理解前人是基于人性相通。当代社会则更需“内外视角融合”（共情），如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强调的，融合基于对共同意义的分有。只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及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产生共情，我们才能够对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有所了解。世界人民对于一战的记忆即“集体单数历史”的典范，从胜利者与失败者的泾渭分明，到11月11日成为多国共同纪念的一战停战日，都证明超越单一视角、寻求人类共有的伤痛与和解记忆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关于二战记忆的“历史之战”则提醒我们这条融合之路依然漫长。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空间维度上，凝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归的普遍价值标准。

第二，推动“单一时间意识”走向“多层时间结构”，拥抱现代化转型的多元经验。

我们应当破除经典现代化理论“单一模式、唯一道路”的迷思。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发展路径都是不一样的，不能以单一模式、唯一道路（单一时间意识）来定义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曾有一段时间，我国不少学者认为英美的现代化之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理解，英美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多元的，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更加不拘于一途。公共历史文化需要尊重并探索多源且多元的现代化经验（多层时间结构），中国道路的探索尤其值得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代文明的诸多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每一种文明都在独特的时间河流中创造着现代化的可能，历史的智慧在于承认并汲取这多元的源泉。

第三，推动概念的单向度生成走向多层次配合，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方法。

公共历史文化中的关键概念，是现实、经验、期望与力量博弈的结晶，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面对定义公共历史文化中的关键概念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必须创新方法：一是善用知识共创，积极引导网络百科全书等平台，使之成为凝聚公共历史文化共识的新场域；二是抢占人工智能高地，系统收集优质历史语料，构建专业历史大模型。在重大历史问题的阐释权上，我们必须掌握话语权，让人工智能服务于真相与共识的构建。

历史共识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我们在公共的熔炉中以理性锻造，用通约的逻辑照亮人心；需要我们超越碎片与偏见，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坐标下寻求融合；需要我们尊重每一段独特的时间旅程，拥抱现代化的多元交响；更需要我们以开放和智慧拥抱技术变革，让人工智能成为守护历史真相的新盾牌。新时代的公共历史文化机制建设，本质上是一场关乎民族灵魂安顿、文明对话基础与世界和平未来的深刻实践。只有当我们共同在这条共识之路上坚定前行，历史才能真正成为照亮未来的灯塔，而非割裂现实的刀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本文为作者在第十六届民盟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报告，本刊发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