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指导国家发展全局的政治报告，三万多字的篇幅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将其主题浓缩提炼，可以概括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新的“两步走”战略，使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前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中共二十大报告中重申的新的“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为背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颇有新意。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经济体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同时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的现代化；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现代化；五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

需要强调的是，在理解和领会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舆论场上，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需要澄清。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排除和否定资本推动作用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化则是以资本为中心。这不符合中共二十大报告基本认识思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它必然要和其他要素一起对经济循环与供需互动产生推动作用，也必然要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在国内市场和连通全球的统一大市场上，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国际资本都将发挥一定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的作用存在二重性，因此在无序发展和有序发展的不同情形下，我们对资本应有“红绿灯”式的区别对待：如果资本无序扩张，就需要给予防范和禁止，而资本的有序发展则应该进行引导、鼓励，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要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一定要明确“资本中性”的概念，并力求以高水平的法治化“红绿灯”调控、引导资本行为，这样才能真正使所有生产要素形成合力，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概念区分，各自对应其技术性的规律特点，并不存在东方与西方、中心与非中心的恒定分野。

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项特色，明确了它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回顾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热爱和平的特征一以贯之地贯穿于从古至今的传统文化之中：古代中国就推崇“和而不同”的理性中庸和志士仁人憧憬的大同境界；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近现代史拉开帷幕以后，中华民族屡屡遭受外部强权的干涉甚至武装侵略，在抵御外部强权和战胜武装侵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体现了热爱和平的取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特别注重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环境。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不走扩张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道路，多次庄严宣布中国绝不谋求霸权，而且反对霸权。在对外关系方面，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这一主张一直延续至今。近些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了关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即发展过程中排在最前列的经济体和带有追赶特征的后发经济体之间注定要走向激烈的冲突，甚至发生战争。而中国多年来一直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也应该力求避免，不应把它看作不可回避的宿命。中国的主流观点并不认可绝对化的“修昔底德陷阱”所隐含的零和博弈逻辑。

费孝通先生曾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总结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体现的就是和平发展的理念。每个民族国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珍重的文化传统，应当“各美其美”；还应该以开阔的心胸、共情的意识去体会别国的优点和长处，即“美人之美”；各个民族国家的优点都可以“美美与共”地共存于世界，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和平发展境界。

因此，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认识框架来考察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我认为二者是可以力争“斗而不破”，共存、共荣、共赢的。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总量上和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虽然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但进步的步伐确实比较明显。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2018年针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实际上在科技、外交、金融等方面也不断施压和制造摩擦，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但是，从积极的方面讲，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生产力从最根本的层面决定着人的关系，而人的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人们要互动，各个经济体之间也要相互交流。而决定这些关系的最根本因素，还是生产力的创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共享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中美两国共存于我们这个地球村，事实上已经共享全球产业链，这和当年陷入“冷战”的美苏关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美苏两国各自领导闭环的产业链，各自为战，经济方面互无所求，因而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利益对抗，同时两国又由于核威慑的制约，只能进行“冷战”。反观中美之间，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互通与经济投资方面的相互往来，人文交流也在不断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虽然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非常有限。当然，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高科技产出物领域，中国的进口受到较明显影响，但在其他多数领域，中美之间仍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而且中国企业家继续去美国投资，美国企业家也继续来中国投资。事实表明，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可能因为受到美方所谓“极限施压”而脱钩，这是生产力基本盘决定的。近一两年，美国的贸易主体要下订单的时候，往往还是瞄准中国市场，这是已经形成的两国共享全球产业链而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客观因素使然，是不以个别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既然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核战略平衡的制约却依然如故，那么理性的选择就是发掘中美之间更多互利互惠的潜力，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仍然适用于中美之间大量贸易与投资的交流。即便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国之间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友善，跟西方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具有共通性，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两国求同存异、继续发展的潜力仍然是非常可观的。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和平崛起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也要对接包括美国在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而使全人类共享发展成果。

矛盾与竞争永远存在，但是中美之间、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凝聚共识、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因素，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只有求同存异、和平合作，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我们在技术创新的和平合作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当更积极地进行交流，共同进步。

（作者单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