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的特殊情谊，深深植根于千年文明互鉴的悠久历史。汉字、儒家思想、佛教禅宗等中华文化元素，构建起两国共通的精神密码，为《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提供了天然土壤。从阮朝文人的汉诗唱和，到现代越南学者的译介研究，再到越南影视改编的本土化诠释，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巨著承载着中越文化交流的深厚脉络，也在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催生出独特的嬗变轨迹。首任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越南著名汉学家裴杞先生曾盛赞《红楼梦》为“东方文化的璀璨明珠”。

《红楼梦》越南译本一览

囿于历史资料匮乏，《红楼梦》传入越南的具体时间无法探清，目前的研究表明至迟在《红楼梦》程本产生后60年左右，就已传入越南，并在越南上层士人群体中有一定影响。《红楼梦》最早被记载于阮朝重臣张登桂《读前后红楼梦有感二首》中，该诗作的产生时间上限为1836年，下限为1857年，鉴于程甲本当时流传最广，可推测传入越南的版本多属程甲本系统。张登桂的这首诗使他成为目前可知的最早的《红楼梦》越南评论者。

20世纪前半叶，越南能直接阅读并创作汉文诗文的知识分子依然很多，因此，《红楼梦》在越南的早期传播并不依靠翻译。直到1919年，越南全面推广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语字”作为官方文字系统，才开始真正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根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曾出现11个《红楼梦》译本，现存9个，其中包含3个全译本，1个摘译本（选择每回中最精彩的部分进行翻译），4个节译本（翻译概括主要内容），1个漫画本（以漫画形式展现）。

第一部越南全译本问世于1962年，由河内文化出版社出版，共六册，前80回的译者是武培煌和陈允泽，后40回是阮育文和阮文煊，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作为底本，分别于1989年和1995年再版。

1969年，越南南部出现了第二部《红楼梦》全译本。译者为阮国雄，该译本分为10册，由昭阳出版社出版。该译本使用许多汉越词，且带着浓厚的南部地区解放前的译文色彩。

2002年，越南文化信息出版社出版了第三部《红楼梦》全译本，译者裴幸瑾以1953年作家出版社的中文版为底本，该译本中的一些名字与其他译本有不同之处，如将“珍珠”译成“二珠”等。另外，该译本也使用大量汉越词，使译文显得僵硬。

在1962年、1969年、1989年和1995年出版的《红楼梦》越译本中都有越南的著名学者撰写的前言，从中可以梳理出越南对《红楼梦》的研究经历了由浅入深、从文学普及到学术体系建构的清晰路径。1962年，裴杞在首部越译本《红楼梦》序言中以现实主义视角介绍作品，重点强调其丰富的人物结构与诗词艺术，代表了越南学界对该书的初步接受和文化认同。1969年，越南著名翻译家李佛山在昭阳出版社版序言中引入萨特等西方学者的哲学观念，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精神世界的虚构投射。1989年首部越译本再版，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教授梅国莲从曹雪芹的身世入手，分析宝黛爱情的精神共鸣，肯定其打破传统文学模式的创新价值，称其为“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学高峰。这反映出越南学者在理解《红楼梦》方面走出了现实主义框架，逐渐关注文学的审美性、哲理性与结构性，出现了带有文学评论和比较文学色彩的思考。至1995年，原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院长、河内外国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文阁在序言中系统梳理《红楼梦》的版本源流与红学发展，突显越南红学研究已开始走向理论化、结构化。由此可见，越南对《红楼梦》的研究由单纯的传播，逐渐发展为兼具文学评论、哲学解读与红学引介的多元体系，体现出越南学界在跨文化文学理解上的不断深入与成熟。

《红楼梦》影视剧和话剧在越南的传播

近年来，随着中越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当代优秀影视作品持续进入越南市场，深受观众喜爱。1987年版《红楼梦》不仅是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之作，也是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2019年，越南数字电视台（VTC）与中国广西广播电视台在河内联合举办了该剧的越南语译制研讨会，中越两国的红学专家、翻译人员及研究人员共同探讨剧集的文学价值、翻译难点与文化传播意义。该剧正式被引入越南。2010年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播出后，也很快进入越南观众的视野。然而，根据视频平台YouTube的公开数据，越南观众对两个版本《红楼梦》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1987年版《红楼梦》单集播放量多在6万—26万之间，例如第7集播放超过25.5万次，第14集亦达到24万次，说明该版本在越南拥有稳定而广泛的观众群体，观众普遍认可其忠于原著、演员表演扎实、服化道考究。这种传统的艺术风格恰好契合了越南观众对东方古典文化的审美偏好，使其跨越年代仍然备受欢迎。

相比之下，2010年版《红楼梦》尽管画面更为精美，演员阵容更年轻化，但观众反响平淡，首集仅有约2.3万次播放，整体热度远不及旧版。多数越南观众认为，新版对人物塑造不够深入，情感表现不如旧版自然，过度依赖视觉效果，反而削弱了原著的文学韵味与悲剧气质。从数据和口碑来看，1987年版《红楼梦》在越南无疑更受欢迎，这一版本不仅赢得观众喜爱，更成为越南人民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纽带。2023年12月，越南国家电视台再次播出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进一步加深了该剧在当地的文化影响力。

除电视剧之外，《红楼梦》在越南还以其他艺术形式得到再创造与演绎。2017年，越南国家话剧院与新加坡国际文化基金会合作，排演了话剧版《红楼梦》，由新加坡导演蔡曙鹏执导。该剧融合传统戏曲、话剧和歌舞元素，尝试用当代表达方式呈现经典文学的内核，在河内大剧院首演时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这不仅展示了《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生命力，也进一步证明了越南社会对该作品深层次审美与文化内涵的认同。

《红楼梦》在越南高校的传播

为探究《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现状，笔者在越南多所高校开展问卷调研，得出如下结论：

从受众结构看，女性读者数量占绝对优势，这与作品细腻婉约的叙事风格密切相关；男性读者更倾向于欣赏《三国演义》中忠勇刚健的英雄形象。这种分化折射出性别间的文化心理差异。

在传播路径上，以课堂教学为核心渠道，部分受访高校开设中文专业，将《红楼梦》纳入必修课程。中越历史渊源与中文就业优势形成专业发展的双重动力，使经典文本成为语言教学的文化载体。但影视传媒与社交网络的传播效能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时代的经典传播仍待寻找转型契机。

越南高校读者对《红楼梦》的接受呈现表层化特征，普遍聚焦人物关系与情节架构，对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挖掘不足。部分原因在于译本语言晦涩难懂，且其悲剧结局令读者难以接受。如有同学提出“独立阅读《红楼梦》太难了”，反映出语言转换中的文化损耗问题。

角色喜好方面，薛宝钗受到越南学生尤其是女性读者的青睐。其文化接受逻辑值得深究：越南集体主义价值观推崇端庄持重的性格，其审美标准与薛宝钗的形象高度契合；母系社会遗风与诗人胡春香等历史人物塑造的自强女性形象，使薛宝钗的世故练达更契合本土期待；而林黛玉的敏感脆弱则与越南女性社会地位提升后的价值取向产生背离。这种接受维度差异要求传播策略须兼顾文学性与通俗性的平衡。

《红楼梦》在越南高校的传播呈现鲜明的文化适配特征与媒介转型需求。为推动《红楼梦》在越南的跨文化传播，应丰富其翻译形式与传播路径。首先，应借助符际翻译手段，利用短视频、动漫、游戏等通俗直观的形式，以越南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与媒介传播中国故事。目前《红楼梦》在动漫和游戏领域仍属空白，未来应加以开发。其次，应积极推进人际传播，发挥外国友人特别是留学生的传播作用。可通过服饰、礼仪、书法等文化实践形式或通过讲解、朗诵等活动方式，让更多外国友人参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促进中越文化交流。

越南社会深受儒家文化浸润，长期存在的汉字教育体系与科举制度，使得《红楼梦》中蕴含的家族伦理、人情世故与越南传统社会价值观产生深层共鸣。这种植根于历史文脉的传播模式，既延续了中越文化交流的千年脉络，更彰显了文学经典跨越国界的生命力。面对数字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变革，唯有把握数字技术红利，激活多元传播主体，方能更好地推动这部东方文学瑰宝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绽放新姿。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