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犹如一篇洋洋雄文，气势磅礴，浑然一体。西陵峡就是这篇文章的豹尾，这个尾收得很不简单。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县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全长193公里。其中东段的西陵峡最长，如巨龙般摇头摆尾，迤逦蜿蜒长达76公里。

“瞿塘险、巫峡秀、西陵凶”，民间谚语是对长江三峡的最好总结。夔门天下雄，瞿塘关又名夔门，是西入巴蜀的天然门户。巫峡峰回路转，山重水复，景色天成，美不胜收。西陵峡滩多水急，大峡套小峡，大滩套小滩，自西向东依次是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四个峡区，以及清滩、泄滩、崆岭滩、腰叉滩等险滩。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地势该有多么凶险。最令人望而生畏者是崆岭滩，此处大有乱石穿空之意，滩中礁石密布，枯水时礁石露出，状似石林刀山，涨水时礁石藏匿水下，如同袖里藏剑。关于崆岭峡的恐怖，民间有“清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之说。

也许是受到地势险恶的影响，自古以来，西陵峡自带杀伐之气。有着“九战之地”之称的猇亭，雄踞西陵峡口北岸，扼巴楚咽喉，控川鄂门户，是著名的“古江关”。自先秦至明清，猇亭史不绝书，代不乏战。自秦朝大将白起火烧夷陵起，到东汉公孙述架设万里长江第一桥自立为王、三国时期吴国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西晋王浚伐吴破西塞、南梁大将樊猛西陵斩萧纪、北周名将赵煚安蜀城巧架横索桥破陈兵、隋将杨素水陆并进摧毁陈军、唐将陈普夜袭战萧铣，直至明清之交清军平叛吴三桂等著名战役均发生在这里。历史烟云中的西陵峡金戈铁马，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古代战争画卷。

宜昌，古称夷陵，三国时期吴蜀夷陵之战的呐喊犹自回荡在上空。这座三峡名城山环水绕、义气深重，与巴山蜀水生死与共，拱卫西陵峡隘口近2000年。在她风起云涌的历史之幕上，辉映着无数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留下了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英名。战争阴霾终将在和平阳光下烟消云散，但那些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英雄群像永远熠熠生辉。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独居当阳桥的英雄传奇，令人血脉偾张。与秦朝白起、隋朝杨素、明末吴三桂等显赫人物相比，蜀汉将领傅肜也许略显黯淡，但是他在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舍身救主，“至死犹然骂吴狗”的英姿至今还挺立在宜昌长江大桥岸边的飒飒江风之中。

英雄史诗并非绝唱，她艳如夏花，灿若彩虹，生生不息。在华夏民族前行征程中，总有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义无反顾，把大义担在肩上，转化为民族独立的精神引擎。

张自忠，一位让日寇闻之丧胆的抗日名将，一个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赫赫英名。从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到临沂保卫战的炮火，从武汉会战的厮杀到枣宜会战以身殉国，都闪耀着他威武的身影。作为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离宜昌时，10万百姓自发送别，甚至在经宜昌过三峡送往重庆的路上，日本侵略者都暂停了空袭，以示对这位真正“对手”的敬重。

在那个危亡关头，西陵峡不仅记录下张自忠等将士的壮烈牺牲，也见证了一段救亡图存的平民豪情。

今天，在风景宜人的宜昌夷陵长江大桥旁边，静静地矗立着一座大型雕塑。这是一首凝固的平民抗战史诗，是一部永恒的民族救亡乐章。雕塑的主体由一只巨型铁锚，1938、10、11三个数字和一组人物浮雕、161个人名组成。铁锚代表轮船，三个数字是记录1938年10—11月，浮雕和人名则铭记着发生在宜昌的那场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中牺牲的人。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经典的军事战略撤退行动。1940年5月，面对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攻势，被围困在法国西北边境的港口小城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进行了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在英国政府和军方动员下，大批船员和民众临时组成的“杂牌船队”竟然奇迹般地救出33.6万人，为后续诺曼底登陆和欧洲解放保存了有生力量，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精神象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也有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军事奇迹，这就是宜昌大撤退。相同的是，两次行动都是有民众积极参与的民族救亡行动，都对反法西斯战争有着关键性转折意义；不同的是，两次行动的组织者和主体力量不同。正如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卢作孚1938》中介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这样的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只此一例。

卢作孚，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这位最早开启乡村现代化试验的平民教育家，致力于运输实业救国，从一条70吨小货轮起步，“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以“中国船王”之威将帝国主义列强驱逐出川江。毛泽东称赞其为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宜昌大撤退发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纷纷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至重庆，我国沿海沿江工业基地面临被破坏殆尽的险境。宜昌作为内地通往重庆黄金水道的起点，被历史赋予了民族重任。就在人们争先恐后逃离的时刻，卢作孚却踏上了这片土地。那时的宜昌，遍地都是惶恐不安的人们，所有房屋人满为患，不少人露宿街头，其中有来自沦陷区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生、教师、企业家以及1000多名难童。这座弹丸小城，一下子塞进三万多人。各轮船公司从大门到每一个办公室都挤满了购票难民。从城里到码头，被近10万吨丢弃的物资及工业设备拥塞得几乎无下脚之地。

1938年10月，为使抢运工作严密细致，临危受命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处理危局。据史料记载，会议确定扩大港埠设施，增雇人员，抢在枯水期来临前的40天内完成输运。以民生公司为主力，联合招商、三北等轮船公司并租用盟国外轮，集24艘轮船和850余只木船于宜渝之间，分宜昌—三斗坪—万县—重庆三段转运。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通过中共海委水陆各基层支部广泛动员，鼎力相助。滞宜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敌演剧队也热忱响应，全城数万码头工人、海员、船工和纤夫以命相搏。最终，滞留在宜昌的三万多名人员全部脱离了险境，积压的物资器材抢运出了2∕3。

宜昌大撤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民族救亡大合唱。当时的《泰晤士报》曾刊登过一张西方记者拍摄的照片：长江江面上，一群赤膊赤脚的纤夫，弓着身子，肩膀上勒着陷进肉中的麻绳，以每天行进15里路程的艰难步伐，拉拽着满载货物的木船溯江而上。正是这样一群人的艰难行走，硬是把数万吨货物、三万多人拉过了西陵峡的清滩、泄滩等险滩江段。三段航行法的创新运输方式，使长江运量提升了近300倍，也打破了三峡不夜航的传统。

作为宜昌大撤退的总指挥，卢作孚功不可没。其并非身处显位，儒家文化的濡养锻造了他不求闻达的平民情怀。和平时期，他追求实业救国理想，踏实发展长江航运事业。为了探寻实业救国之路，他曾经两次跋山涉水、辗转数千里，从长江上游的山城重庆来到下游的江苏南通，向近代实业救国的另一位先贤张謇取经。正是这种务实的性格，使得他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近代航运之父。他不慕高官厚禄，危难之时，以书生之躯托举泰山之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亲自指挥，现场调度，一手导演了无法想象的运输奇观。

民生公司的宜昌航运，是超越经济行为、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生命绝唱。股东会上，当这位坚毅的实业家哽咽地报告三艘主力轮船损毁与16艘驳船沉没时，在座的教育家黄炎培发出掷地有声的强音：“国难当头，金山银山都要为抗战让路！就算对不住股东，也要对得起四万万同胞！”

多年之后忆及当初，当时的情形依然清晰——“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时，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帘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就在这一个又一个“早”字中，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数万吨物资、三万多名难民在炮火硝烟中告别古城宜昌，40天枯水期才刚刚到来。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