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四川成都、江苏南京等地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为“地摊经济”解绑，希望通过繁荣“地摊经济”，鼓励劳动者灵活就业。2020年6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考察时，称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更成为“地摊经济”得以全面平反的重要象征。一时之间，曾经被视为城市“牛皮癣”而饱受打击的“地摊经济”成为全国各地繁荣就业市场的重要手段，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然而，面对日益升温的“地摊经济”风口，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绝非应对疫情冲击乃至启动经济复苏的不二法宝，如何准确把握“地摊经济”定位，推进“地摊经济”繁荣发展，必将成为考量各地城市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

切莫盲目拔高“地摊经济”的现实价值

如今，繁荣“地摊经济”政策已经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很多媒体甚至报道，曾经围追堵截地摊摊贩的城市市容管理人员反而成为宣传、动员、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的排头兵。然而，过度拔高“地摊经济”的政策价值，为了追求轰动性而刻意制造新闻热点，也是不讲经济规律的盲目跟风行为。

事实上，正如很多媒体人所宣扬的那样，即使在便捷的大型商超广泛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周末跳蚤市场、城市便民服务市场和游客零售市场，而多样化的“地摊经济”的存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生活服务的便捷性，其特色产品更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成为亮丽的城市名片。但在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沿路摆摊设点却长期被视为扰乱市容市貌、污染城市环境的头号难题，受到市容管理部门的严厉打击。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次生影响不断扩大，“地摊经济”对于市容市貌的破坏已经不再是各级政府关注的主要矛盾，如何发挥“地摊经济”在创造就业岗位、推进社会消费方面的作用，稳定疫后经济社会秩序，反而成为各地政府所关注的问题，这才导致了“地摊经济”的全面松绑和市容管理的日渐宽松。

我们必须认识到，“地摊经济”固然是缓解就业压力、推进“六保”“六稳”的重要手段，但其只能作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的应急之策，绝不应该将其视为解决就业难题的头号法宝。“六保”“六稳”都将就业作为头等大事，充分证明了疫后就业岗位的急速削减带来的失业以及次生的社会稳定和居民生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央所关注的头号问题。全国各地政府自然有责任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创造就业岗位，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扶持具备强大的就业岗位创造能力的服务业发展自然成为实现“六保”“六稳”最为简便易行的政策手段。而摆地摊作为最简单的零售服务形态，行业门槛低，就业吸纳能力强，就业形式灵活多样，也就成为推进就业的最为简便的方式。

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悖论“吉芬商品”正是对“地摊经济”繁荣原因的完美解释。按一般的经济规律，商品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市场需求的下滑。英国经济学家吉芬却发现，1845年爱尔兰发生饥荒时，尽管土豆的价格涨幅巨大，人们对于土豆的消费却出现了巨量的增长。这是因为在当时爱尔兰人的消费结构中，土豆是一种价格相对低廉的食品，当饥荒发生时，土豆的价格飙升，反而导致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进一步降低，他们更加消费不起价格相对较高的肉类食品，只能加大低端食品——土豆的消费比重。

同样的道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生产与消费领域的巨大冲击拉低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越来越多的民众无力承担价格相对较高的大型商超和口味、卫生更有保障的连锁餐饮，只能转向消费水平更低的路边摊，从而反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所造成的消费降级。

从消费形态来看，地摊上流通的商品通常是价格低廉的快消性商品，其吸引的多是因对商品价格敏感而愿意牺牲一定商品品质的消费群体，通常为临时性、一次性消费类型。在差异化、个性化消费成为居民消费主流的今天，地摊绝不可能成为零售消费的主体，更不可能长期占据居民消费的主要成分。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冲击的缓解、居民收入与消费层次的恢复，“地摊经济”所代表的低层次消费也会逐渐消解。繁荣“地摊经济”只是当前阶段的应急政策，并不适合成为一项常规性的城市治理政策。

繁荣“地摊经济”需要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引导

如果明确繁荣“地摊经济”只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次生影响的阶段性政策，我国各地政府就应该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角度，进一步优化对“地摊经济”的扶持与管理政策。

首先，发展“地摊经济”绝非简单的管制或放开。各地一窝蜂似地鼓励，极易导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中央政府鼓励发展“地摊经济”也不意味着从此以后随地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开始合法化、正当化。事实上，承载着人间烟火的“地摊经济”只是现代城市生活性服务的一项简单的补充，它没有能力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如果将其视为扶持服务业发展的长期政策，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如果跟风式的鼓励发展导致“地摊经济”过度繁荣，反而极易对大型商超、餐饮店铺、城市生活服务综合体等形成冲击，导致区域服务结构、服务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降级，甚至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退化。以散乱差为特征的地摊经营的过度发展，一方面会极大地挤占城市就业人口，反而导致代表产业演进方向的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压力和行业供应不足，从而扭曲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结构，限制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占道经营、破坏环境乃至地摊文化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却成为一种“破窗效应”，影响城市形象，对于各大城市的长期发展而言绝非福音。

6月初以来，部分资本力量借“地摊经济”概念进行炒作，宣扬其将带动数千亿乃至万亿级的经济复苏，从而抬升股价的行为，完全是借“地摊经济”繁荣的政策东风行资本炒作之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中央政策的误读。这也需要各相关机构及时澄清，否则可能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

其次，引导与服务才是繁荣“地摊经济”的重要策略。“地摊经济”只有与文创、科技等新兴服务形式融合发展，才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链升级和价值增值，从而增加其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所谓的繁荣“地摊经济”绝非简单地鼓励小摊小贩占道经营，进行一些廉价商品的售卖，而应该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实现“地摊经济”的现代化改造。

在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城市文化和产业布局，进一步引导不同业态的“地摊经济”，实现其与文创、科技等新兴服务形式的融合、协同发展。比如在人口密集居住点鼓励餐饮和零售服务，在城市中心区域鼓励绘画、表演、快捷服务等文化服务，在“三站一场”（客运汽车站、火车站、城轨站与飞机场）和旅游区则鼓励特色小吃和城市文创产品售卖，通过一种有意识的差异化政策引导，打造出与当地历史文化对接、具有差异性特色的地摊文化品牌，并推进其与旅游、文创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

最后，繁荣“地摊经济”也必须适时适地、轮式运营、统筹管理。随着发展“地摊经济”成为潮流，占道经营回潮，在很多城市，过多的摆摊设点再度加剧了城市拥堵程度和对市容市貌的破坏。一些城市对于占道经营从禁到放的180°转折绝不应该成为媒体赞扬的对象。不加选择、不作区分地发展“地摊经济”，只是一种变相的懒政、不作为。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中，诸多交通拥堵路线应该成为地摊禁区，绝不能容许随意设摊破坏道路通行秩序，至少在交通高峰时段，不加限制地摆摊影响道路通行效率，只会破坏城市营商环境，从某种意义上，反而驱逐了那些更加讲究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的人口，对于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

“地摊经济”的繁荣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绝不能“一刀切”。比如，类似公共广场、城市公园等公共活动区域应该限制性发展“地摊经济”，一则避免摊点过多导致人员集聚，引发疫情的反复；二则需要限制烧烤等污染空气的餐饮小吃摊点的数量，控制摊点对于公共卫生环境的破坏。而在居民密集区域可以鼓励生活服务业地摊的发展。

应当推进“地摊经济”的轮式运营模式，提升地摊运营效率。在一些适宜开展地摊经营的人口密集区，可以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分时分类鼓励不同类型的地摊经营，比如晨间可以限时售卖新鲜水果与菜品，午间可以发展快餐等生活服务，晚间可以鼓励服饰、小商品的经营，夜间可以发展特色小吃与夜宵服务。每种类型的地摊服务限定固定时间，从而避免在交通繁忙时段制造拥堵，并留出清洁整理的时间。通过类似的轮式运营，同一区域在一天的不同时段可以供多种不同业态的地摊运营，不仅提高了地段的运营效率，也可以进一步打造区域特色，提升城市生活的便利性。

发展“地摊经济”是推进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全面推进行政改革、提升治理能力的主导思想，而对于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治理更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因此，我们更应该以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为主导，对地摊经营变围追堵截和严防死守为科学引导与全面服务，以提升城市营商环境为抓手，以创造就业岗位、稳定社会秩序为核心，科学推进发展“地摊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发展“地摊经济”就像弹钢琴，讲究资源的协调和共享。它需要运用公共治理的思维，在维持城市繁荣和秩序的同时，为疫情所带来的暂时性失业人口创造临时的灵活就业机会，繁荣城市文化。当城市走出疫情冲击，再度回归繁荣之际，部分代表着低端就业和低端消费的地摊就会自然消亡。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消费的升级和服务产业的演进，因此，当前低端消费所派生出来的“地摊经济”将会融入更多的科技元素与文化特征，而实现一种“创造性毁灭”。繁荣时代保留下的地摊文化，必将通过一种自然而然的自我演化与自我创造，打造出一派更具城市烟火特色的全新景象。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