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现实基础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基础，需要从新中国成立71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重大成就来看，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当前存在的问题，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把这种现实基础归纳为四个方面：
科技和产业的优势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的研发投入、创新人员、创新创业型企业、产业基础以及创新平台都得到了很好发展，这为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了科技和产业基础。多年来，我国的研发投入不断增长，整体上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有些年份甚至超过20%。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为1.97万亿元，超过了欧盟国家的总和，占全球研发投入的15%左右。从研发投入的强度来看，韩国是4.29%、日本是3.59%、瑞典是3.16%、德国是2.90%、美国是2.74%、中国是2.19%，与它们相比我国的研发投入还不够，但已经超过了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
研发投入强度是不是越高越好？一定程度来讲，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来提升创新能力，这种做法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是说研发投入越高越好。因为有投入，不见得有产出，有了产出，也不一定合理。比如日本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9%，看起来很高，但其结构并不合理，研发投入绝大多数来自大企业，作为创新生力军的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反而是不够的。反观英国，其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70%，但他们的整个创新生态却呈现出独有的优势。因此在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改善研发投入的结构，提升研发投入的配置效率。
欧盟对占行业研发投入90%的全球2500家企业的地区国别分布做了统计，中国企业占376家，高于日本的365家。这几年颇受关注的创业创新型企业，常以成立时间较短、市值较高的“独角兽企业”为典型进行考察，这类企业的数量我国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不过我国独角兽企业的质量、产业分布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独角兽企业占比最多的是软件企业，而我国独角兽企业则更多是商业模式创新。这是有差距的。但是当一个企业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其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成为技术创新潜力股。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产业链优势为我国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既包括了产业本身，还有产业上附着的熟练工人和高技术人才。与美国产业空心化相比，由于中国有了产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条，也就有了创新的坚实基础。
时代机遇
创新很多时候是“逼”出来的。当前中国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比如从人口结构来看，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老龄化程度在加深，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4亿。如果劳动生产率还不提升，那么多的老人如何养老？这实际上就是要倒逼提升产品附加值。我做了一个简单统计分析，2012年开始，我国每年平均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是450万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意味着当期的劳动力会减少。按照我国统计口径，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6—59岁的人口，这部分人可能因为上学等原因并不劳动，但他们是未来的劳动力。由此，未来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增加，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上去，老龄化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同时，年轻人减少，创新活力可能也会随之减弱。年轻人多的地方，一般也是创新活跃的地方。比如东北经济的问题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外流问题。如果没有人，如何谈创新？如何谈市场规模？中国是后发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作支撑，以扩大内需来发展经济。
市场优势
所谓“五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总体上我国都是“过半”，发展空间很大，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这种发展空间的市场优势并不直接等于市场实力，推动创新发展的市场力量还应能够引导和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实事求是地讲，过去几十年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为低端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惰性和低端依赖。而支持创新发展的市场需要严格的产权保护和质量标准体系约束，我国在这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制度优势
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的优势，这是发展的根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攻克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提供了极大的体制机制的保障。当前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要破除创新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们是“压缩式”发展，尽管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但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等方面仍然不够。为此，我们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涉及科学、技术、制度、人才、资本市场等各个方面，既包括创新的供给问题，也包括市场需求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因此，很难一招下去，解决全部问题。
完善供给
供给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技术供给，而技术供给的背后就是研发投入。当前创新的力度仍然不足，在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问题。从研发投入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试验发展经费占比达80%以上，应用研究经费占比10%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基本在6%左右。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基本都在15%左右，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30%，比较来看还是有距离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目前基础研究更多是由大学、科研院所承担，企业是否进行基础研究，这是一个问题。从数据上看，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为0.1%，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是4.4%、英国是5.1%、日本是6.8%、韩国是13.1%，由此来看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部分的投入差距明显。
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倒逼我们必须重视基础研究。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特别强调了战略科技力量，这是事关全局的。
技术供给另一个重要主体是企业。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到底怎么样？从数据上看，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8%以上来自企业。但是，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还不牢固，技术创新体系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不够深入，研发投入的强度不足，存在研发投入不敢投、不愿投、不会投等问题。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暴露出我国信息与通信科技产业的问题，我国的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也是相对薄弱的。当前中国的老龄化、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其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制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问题。
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才问题。人才供给涉及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则涉及人才教育，因此教育是破解人才供给问题的关键。而在人才使用方面，要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充分发挥市场对人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涉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该出手时要出手，不该出手时绝对不能出手。另外，人才的集聚效应，可以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创新速度，提升创新水平，美国的创新能力强，很重要一点就是集聚了全球创新人才。
完善需求
市场需求并不是简单随人口数量增加而自然扩大，这其中还涉及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研究结果已表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该国的创新发展。这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收入高的人对国内创新产品的需求并不强烈，而收入低的人购买力不足，为此，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让这些人建立品牌的忠诚度，进而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形成需求侧上的拉动作用。此外，还要完善政府采购，构建以推动创新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政府采购政策体系；要对引资有所筛选。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避免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也要避免低端“走出去”。
完善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是一个大的概念，实际上我们是把供给和需求之外的相关因素全部纳入到环境里。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创新发展很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很重要的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保护权利人的收益，而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注意平衡问题和适度保护问题。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是一种垄断权，如果过度保护则是在保护一种落后。西方发达国家也曾走过这样的路，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需要考虑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新兴领域，过度的保护可能是不利于创新的。当然，除了保护，知识产权还涉及创造、运用、管理等方面问题。
完善创新环境还有一个创新文化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鼓励创新的，但制度安排里是否还有一些因素阻碍了创新？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来创新？一位企业家曾说，中国文化一定程度上不鼓励创新，比如专制传统下形成的“服从文化”就是对创新的扼杀。但是反观邻近的日本、韩国，他们也深受“服从文化”影响，却在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比中国走得早、走得好，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执行力的差别。事实上，传统的“服从文化”有时候是阳奉阴违的伪服从，缺乏对制度的敬畏之心。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落实也是一种创新，如果能够自上而下不折不扣地落实施政方略，创新就能实现。从长远来讲，应让我们的文化更多鼓励大家创新，比如营造敢于质疑、不怕失败的文化氛围。实际上硅谷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硅谷的文化，在那里反复失败并不丢人，不断探索、尝试被视为一种财富。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到了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点，一个是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另一个是产权制度改革。公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私有产权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等文件。这些体现深化改革精神的重要文件，可以起到激发各创新主体创新活力、创新动力的重要作用。当然改革不仅如此，深化改革最终是要营造一个科技人员心宽、企业家心安、领导干部心热、创业人员心动的好环境，这样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才会越来越稳、越来越好。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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