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笔记，往往摘录遗闻杂说，看似轻描淡写，却微言大义。有几则谈及名声与公器的，颇具现实意义。

诗人白居易曾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假如你既想窃取名，又想窃取利，造物主肯全都给予你吗？昔日，陈抟曾告诫种放，务必珍惜名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将成，有物败之。”种放后来果然遇到明主，名动天下。最终他却忘乎所以，“丧令闻”。名声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一心据为私有，便很可能为名声所累。

北宋范镇与王安石观点不合，因为弹劾“青苗法”扰民，在户部侍郎任上落职致仕。临行前，他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请求宋神宗“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苏轼前去向他表示祝贺：“公虽然退位，可名声益加响亮了。”范镇却愀然不乐：“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他根本就不要这样的名声。后来苏轼获罪，官府坚持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上书辩论，设法救助苏轼。这清楚地显现了范镇对名声作为公器的深刻见地。

有一个故事说，宫廷画师阎立本去游春苑，为喜欢鸟儿的唐太宗作画，事毕后回家，告诫儿子：“吾少好读书属词，今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他说，我是读书人，却以画家著称，去行使厮役的劳务，这是很大的耻辱啊。蔡允恭擅长吟诗作词，隋炀帝每有所赋，总是令他吟讽，以遣教官人。这不仅没有让蔡允恭骄傲，反而使他感到羞耻。书法家韦诞奉魏明帝之命书写凌云台匾额，他被装载在笼子中，用辘轳拉到高处，凌空书写，离开地面达25丈。他写完匾额，须眉都变白了，于是训诫子孙再也不要习练大字楷法。

许多古人不愿意以书画彰显名声，一是害怕以伎艺见称，二是害怕同侪的妒恨猜忌，三是害怕权贵与自己靠得太近。不少人自晦其能，甘于守拙，无疑也是不愿为声名所累。

北宋名臣王旦，凡是在用人之际，往往不看重名誉，而是必求其实。另一位名臣张咏，以清鉴著称，擅长臧否人物，他所举荐的都是一些方正廉洁、淡泊名利之士，他说：“那些为了名利而四处奔竞的人，自己就能得到想要的，何必还要托我来举荐呢？”宰相韩琦以大度厚道闻名于世，俗语“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讲他的故事。他举荐欧阳修，然而宋仁宗没有接受。韩琦不愿意放弃，又屡次举荐，宋仁宗最终听从了他的话，果然起用了欧阳修。

可见，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都不能被名声公器所累，更不能为了名利而改变自己的初心和操守。所谓名声即公器，没有比这更直接的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