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涨价是实践科学发展观

北京市最近确定提高水的价格。这件事表面看来仅仅是经济现象中常见的物价调整，而实际上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必要把这件看似并不大的事如此“上纲上线”吗？

当前的经济困难尽管有美国金融风暴的冲击，但说到底还是没有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要求实现平衡、稳定、和谐的发展，并不是一味追求GDP的增长率。前些年经济增长过快，不仅由于某些人对“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误解，而且还在于一种对GDP的追求有实现的条件。这种实现的条件之一就是包括水在内的各种资源的价格太低，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据统计，由于资源价格低和企业对环保、社会的责任缺失，使成本减少了20%—40%。在这种低成本之下，资源被过度使用，企业盲目追求迅速发展而引起经济过热。过热之后当然是过冷，这就引起自2008年以来的经济困难。

提高水价，纠正被扭曲的资源价格，有助于企业真正实现平衡、稳定的发展。水的价格恢复到应有的水平，可以激励企业更有效地用水，靠提高效率而不是靠过度消耗水来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整个社会提高节水意识。特别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也经常宣传节水的重要性，但总不见效，关键就在于缺乏必要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手段不是行政的惩罚而是价格。水价上去了，再像过去那样用水就要赔钱，就要破产，你看它想不想办法节水。提高水价还会淘汰一批“水老虎”企业，这也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使经济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中含有和谐因素，提高水价会加重低收入群体的负担，这能有利于和谐吗？任何一种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提高水价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对于“弊”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要想办法把“弊”减少到最低。具体做法就是不能“一刀切”，要实行阶梯水价。阶梯水价也称为歧视价格，就是同样的东西对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

水的阶梯水价或歧视价格，是对企业和居民收取不同的水价。一般说来是企业水价高一些，居民水价低一些。但对企业也并不是相同的水价。对一些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如污染企业或要淘汰的企业，以及奢侈性消费企业，如洗浴中心等，则要实行高水价，而对一些政府支持的行业，如高科技行业或创新型企业，则实行低水价。而且，这种定价也不能“一价定终身”，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总之是把水价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结构的工具。对居民用水，则按用水量收费，保证生活必需的水，收取低价，超过这个量实行累进定价制。这样既有利于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必需，不至于因为水价上升而给他们带来生活困难，又实现了公正，有钱者用水多就要交更多的钱。

水定价的原则是总体上价格水平能反映水的稀缺程度，有利于保护资源，再用不同的收费标准，有利于社会和谐。定价应该是一个需要大量调查的工程，而不是仅靠听证会定价的面子工程。

水价是调整资源价格的第一步，以后还应该调整成品油、电力、矿藏、土地等资源的价格，使价格机制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这次调整水价也可以为全面调整资源价格积累经验，实践科学发展观。

医改重在落实

全民昐望已久的医改方案终于出台了。应该说，这个医改方案以实现全民医保为目标，且提出了许多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欢迎。

然而，“看病难，看病贵”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其中涉及太多的难题，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决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在医改问题上可以借用孙中山先生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使写在纸上的医改方案得到实施，还有漫长的道路，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医改之难首先还是一个“钱”字。长期以来，公共投入中用于医疗的支出太少，甚至医疗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各级政府把钱用于发展经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医疗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医疗与经济发展是直接相关的。只有老百姓的医疗有了保证，他们才会把钱用于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我们经济中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医改的滞后。只有把医改不仅仅作为一种社会保障，而是作为拉动经济的动力，才能大幅度增加投入。

保证医改投入不仅需要认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保证。中央决定增加8500亿作为医改的资金，为医改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但医保支出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长期的支出。要使医保的支出不断增长，必须有财政制度的保证。这次支出其实有点“还账”的性质，以后的支出更为重要。在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中要有医保这一部分，而且要保证这一部分随着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医保的支出也不能仅仅靠政府的承诺，而要靠制度来保证。所以，与医改同时进行的还应该有财政改革。

医保的成功与否最后还要靠医院。因此，现行医院体制的改革是医保成败的关键。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医院要分为公立的和民营的两块。公立医院由政府拨款为主，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这种医院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能用各种形式创收。民营医院可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与一般的企业一样，但要由监管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管。这两种医院中，要以公立医院为主，政府要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二是社区医院问题。要保证全民医保，让老百姓看病方便，建立与完善社区医院是关键。现在许多人不信任社区医院，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关键还在于社区医院医疗水平低。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社区医院的财力与人力投入。比如，规定医科大学的学生必须有在社区医院工作的经历，大医院的优秀医生每年有一定时间到社区医院工作，社区医院的医生定期到大医院进修等。同时，财政要保证社区医院的医生收入与大医院的医生收入相当。医改最难处在于农村，农村社区医院水平落后制约了农民所能享受到的医保。所以，加大对农村社区医院的投入是保证医改成功的关键。

医保所需的资金很多，远非财政所能支撑的。所以，医保还需要得到社会捐助体系的支持。现在的捐助主要是“一例一捐式”的，即报上介绍一个危重病人如何困难，然后才有人捐助。这种方式的运行不规范，而且只能解决个别人的问题，无助于整个社会医保水平的提高。要建立一个全社会性的“医疗捐助体系”，个人和企业所捐助的钱不是用于个别病人，而是用于整个医保，让所有患重病而又贫困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捐助。这也需要制度的建立和NGO组织的发展。

医保的方向明确了，但要落到实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医保才能由理想到现实。

别迷信名牌大学

去年高考前夕，“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发表了大学生就业能力排行榜。这对考生填报志愿固然有指导意义，但我担心它会加剧家长和考生本已存在的“名校迷信”。不少家长与考生把清华、北大作为“惟二”的目标，即使可以上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也毅然放弃，一年又一年地复读。

上什么大学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的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绝不能决定人的一生。美国也有类似的调查。梅隆基金的一项研究表明，1976年进入耶鲁、宾州这些名校的学生1995年的收入是9.2万美元，而进入丹尼逊、图伦等一般大学的学生收入仅为2.2万美元。是不是名校就等于高收入呢？这份调查报告特别说明了：收入并不在于你上什么学校，而在于上大学前的素质。上名校的学生总体上上学前的素质就高，即使不上名校，上一般学校，收入也会高。所以该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你自己的动机、志向和能力对你成功的决定作用大于你毕业证上学校的名字”。

能上名校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成功人士并不是名校毕业生。你去数数省部级干部、成功的企业家、学者中有多少人毕业于名校，有多少人毕业于一般院校，甚至没上过大学。易中天没有上过大学本科，谢泳上的是晋中师专，但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连我这个北大毕业生都自叹弗如。名校中大量的学生毕业后也是平平如常人。如果在名校染上一身傲气，就甚至连一般人也不如。无怪乎过去曾有公司招工时打出“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的招牌。

不少人都把高考作为人生成功的关键，这就有了一考定终身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是误人子弟的。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三大因素是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先天遗传，教育很难改变遗传基因。当然，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还在于后天的努力。一个遗传基因平平但后天极为勤奋、努力的人，一定会是成功的人，而一个超天才，不努力也会一事无成。这点道理我想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至于机遇，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也不是上什么学校可以改变的。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名校上，恐怕不一定有成功的人生。

我们的高考制度并不完善。上什么大学完全取决于高考成绩。这种以考分来录取的做法固然保证了高考的公正性，但亦有很大弊病，并导致了中学的应试教育。现在有关部门也正在进行改革，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恐怕还要把分数作为录取的基本依据。在这种制度下，考上名校并不能说明综合能力强。尤其是上名校与非名校的考生成绩只差几分，而且往往是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说明不了什么。考不上名校完全没有必要一次一次地去复读。

高考仅仅是漫漫人生路上的一步，而且并不是关键的一步。无论上的是什么学校，入学后的努力更重要。如果在玩电脑和谈恋爱中度过了4年，上名校又有什么用？即使上了一所非常不出名的学校，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生的道路岂不是越走越宽广？在麦可思的排名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都经贸大学，北京物资学院这些一般学校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收入不都进入前20名了吗？

想上一所名校是正常的，但把对名校的渴望变为“迷信”，那就是真理跨过一步成为谬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