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冬之际，我参加赴美学习考察活动，相继访问了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和纽约等多个城市和地区，就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情况，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座谈、交流等活动，收获颇丰。

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

美国之行让我感受到了它市场经济发达，法制建设成熟的一面，更让我感触颇深的是，这个国家真正达到了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形态。访问旧金山经济发展局时，我们了解到旧金山市非常重视和支持新型产业技术的发展，获得政府重点支持的产业技术包括混合动力、清洁绿色技术、媒体技术、净化煤技术、高回收技术、垃圾分类技术等。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政策引导投资、推行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政府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规划制定、政策扶持、培训宣传等举措对社会经济加以引导和实施服务；政府并不直接指导企业（行业）、不直接拨款给企业（行业），更不直接参与和干涉企业（行业）的行为。记得我们一行中有人向经济发展局的负责人提问，在资金分配政策上政府如何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位负责人听后一脸茫然，似乎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政府功能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政府并不直接具体地参与、指导和支持企业经营，也不会在资金分配上直接向某些产业倾斜。他们认为，政府资金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因而必须将资金用于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例如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实施社会保障事业等。

企业资金主要靠向银行贷款或上市融资来完成，而银行在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尤为关键。美联储旧金山分行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美国各大小银行向民间吸收储蓄并存放在美联储，并通过向美联储借款来具体承担向企业放贷的功能。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导致银行破产，储户在银行的存款则由美联储承担本息归还义务。这样储户的利益有了保证，企业与银行间也形成了一种利益攸关的关系。

对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形态，我们在与一些议会人士的交流中也有深刻的感受。美国国会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是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创立的，中心任务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学术上对当代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交流。我们到达那里后，三位美国学者与我们进行了交流。这三位学者包括在美国国会工作了28年的资深研究员，美国立法机构的资深专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以及美国前驻中国大使。他们在谈到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时，强调了一个原则，即总统可以向国会提出各种动议，但国会有选择权，可以“枪毙”总统的建议和意见。总统及其所领导的各种行政机构，负责提出年度行政预算、货币政策和经济规划等议案，国会可以支持或否定这些议案。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两个领域；国会的权力则更大，只有它批准的议案才会成为法案或决议案。用那位资深研究员的话说，国会的权力和作用就是拿着钱包，它有权决定给不给政府钱；而国会的议员是社会民众或选民选举出来的，并不一味忠于总统，他们代表的是全国各个选区选民的利益和意愿，实际上在法理上也就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愿。众所周知，美国的政治架构是“三权分立”，即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这种制度设计不仅体现在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的关系上，在州甚至在郡、市等各级政府和议会的关系中也如出一辙，其核心也是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和形态。

以我们访问的加州议会为例。它和加州政府在同幢大楼办公，加州政府负责提出州年度预算及发展规划，加州议会负责审议项目并决定是否拨款，还负责监督项目进程。政府提出议题、议会立案一直到最后形成议案一般需要9至10个月，有的审议过程甚至长达4至5年。这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制约。据说现任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就是因为议会迟迟不批准他提出的社保议案，导致政府财政拮据，甚至难以支付政府办公人员的开销，只好变卖政府的部分资产。

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我们一行中有人向三位学者提了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前大使先生这样解释，他说，在美国人看来，所谓中国的威胁，主要不是指经济实力，而是集中在中国的国防开支和制造业：一是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二是美国许多大制造业都把生产工厂搬到了中国，这使得不少美国人感觉丧失了一些工作机会。关于这位大使解释中的第一个威胁，我国政府已经作出解释，无需再讨论；而他所说的第二个威胁，倒很值得研究。从政府的角度看，将制造业转移至境外，虽然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服务业发展等，但直接导致的后果却是本国失业率的提高，这会导致选民们的不满和反对，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所以应该不是政府所愿意倡导的。但制造业的转移却对企业有利，境外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大大减少企业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将制造业转移至境外是一种纯粹的企业和市场行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这也是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一种特定表现吧。

在小政府的理念中，还包括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服务型政府所面对和服务的是大社会，换而言之，政府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中，不完全是权力型组织，还是服务型机构。它运用全社会的共有资源，向全社会提供公共化服务。在美国，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服务型政府机构。在旧金山，我们参观了圣•可拉拉郡社会服务局的一个办公地点，那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该郡社会服务局的办公地点遍布全郡各地，共有1200名工作人员。我们所访问的这个办公地点，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它着重负责食品与医药的发放。整个郡12座城市，总人口17万，其中大部分要接受社会救助和各类服务。一年中仅医疗保险一项就有10万多个案。因为当地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包括墨西哥人、亚裔人、白人），决定了这个社会服务局服务性质的多元化。无论什么人拨打社会服务局的公开电话，失业、生病、没饭吃、没房住等等，这些工作人员都会想尽办法处理。社会服务局的电话系统提供100多种语言及各种语言的翻译，这就保证了社会服务的便利、准确和高效，同时可以及时惠及郡内任何一个求助者。


值得学习的环境友好型社会

美国之行带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就是，整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基本是友好、和善的，可称其为环境友好型社会。先从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开车说起，美国的马路车道很多，但驾驶者却很少随意变道，更见不到随意加塞的现象，即使需要变道，驾驶者也会等到与前后车辆拉开较大距离后才实施变道；在行人与行车的关系上，往往也是行人第一，例如当车辆需要右转时，若恰好遇上行人，驾驶者往往会自觉地将车停下来，等待行人过去之后再右转弯，从未见到行车与行人争道抢行或是车辆遇到行人就使劲按喇叭的情景。我想，就是这些习以为常的小细节贯穿了对人的友好以及对生命的敬畏精神，让人感动，让人回味。另一方面，美国人对待我们这些“老外”也都非常友好礼貌。访问期间，我们一行人出于想了解美国民众的欲望总爱对着部门工作人员、警察先生甚至海军官兵等拍照，但美国民众都是点头微笑，并极尽配合。在美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华盛顿、纽约等城市，虽然环境不尽相同，但环境的清新和舒适却是大致相同的。湛蓝的天空，映衬着朵朵白云，阳光毫无遮拦地泼洒下来，透亮耀眼，将山水景物映照得如油画一般美丽；水天一色中，鸟儿欢快地鸣叫，自由地飞翔，到处充满了生气。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美国大城市里的那些松鼠，它们居然随处地跑来跑去，连在美国国会那样人多热闹的地方，也有它们在道路上大摇大摆的身影，公园里更是不用说，我们对着纽约中央公园里遍地乱跑的松鼠拍照，它们不仅没有跑开，而且似乎领会了人的意图，有意摆出各种姿势来，真是友好而有趣。我想，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定非一日之功，是美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人与动物的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已成自觉，才会出现如此和谐的一幕。

美国之行，感慨良多。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也并非人间天堂，它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汽车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这必定会消耗大量汽油，除了污染环境，更加剧能源危机。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虽比较成熟，但它是和美国的社会和历史紧密联系的，其他国家不能照搬照用。事实也证明，别国但凡从美国照搬的所谓“民主”，往往会做成“夹生饭”，鲜有成功的例子。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走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主之路，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才能到达成功。从这一角度说，在学习和借鉴发达的美国经验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确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