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已经确定，每一项具体改革都是一个“进行时态”的课题，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思维，以科学、理性和大胆实践的精神去破解，去构建，去完善。

“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主要指向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这方面解读的文章比较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领域。但是，从一个更大的“文化的本义”出发，从“办”到“管”的转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职能性的“管办分离”问题。这个转变，实质上包容了极其深刻的内涵。明确这些内涵，涉及到党政部门到底应该如何“管文化”的问题。


“管”的用途是为了规范地“放”


在既旧的思维定势中，“管”往往是一种“上对下”或“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行为习惯上很容易同“卡”和“压”两种手段联结并连动，叫做“管卡压”。“管”的人一搞“管卡压”，高高在上，不切实际，不谙世情，官僚主义便由此盛行起来；“被管”的人缺乏主动性、自由性和创造的空间，或者无所适从，就会千方百计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糊弄上面“管”的人，形式主义便由此盛行起来。

其实“管”在古代还有一个意思“锁钥”。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杜预注：“管，钥也。”大意是，杞子从郑国派出使者秘告于秦国，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了他们北大门的钥匙，秦国只要悄悄地派兵前来，我给你们开门，就可以占领这个国家了。”

追寻字源，“管”的确同“关”和“卡”有关系。有“管”一定有“关卡”，这也是过去官府的“印章”为什么叫做“关防”的道理。当然，我这样说肯定不是为“管卡压”找什么“合理的历史依据”。但细想想，“关卡”之设毕竟不是为关而关、为卡而卡的，而是用来规范放行的。你手上的那把“管”（钥匙）的用途是用来“启锁开门”给人放行的。是否“放”？如何“放”？“持管守关”的人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公平、公正、公开地执行，这就叫“依法行政”。你不能总是习惯于盛气凌人地守在门边，随心所欲，高下在手，不是顺眼的不放行，不是熟人不放行，不给好处不放行。不明白“守”与“放”的辩证关系，难免会重蹈“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覆辙。

文化部蔡武部长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现代”有四个特点：一是要符合市场规律，二是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三是要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四是要更加开放。从这个说法来看，政府文化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必然意味着一个“空间开放”的问题，也就是要放开更多的空间，让社会力量进入，让自己从具体操办文化事务的繁琐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去健全文化管理体制，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化运作理顺文化的供求关系，当好裁判员。这样，才有可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管”是“控制”而非“钳制”


“管”是一种控制。文化涉及人的灵魂，涉及心灵土地的守护和国家安全。这些正关涉到文化能否实现强国目标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强国”本质上是通过文化对人的塑造，对民族的塑造而达到增强国家实力之目的的，当然需要有必要的控防。古代有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为保持文化纯良，抵御不良因素“有伤风化”，而在视、听、言、动方面布设的文化防控。我们不能一说“市场化”，一说要“瞄准需求，满足需求”，就放弃文化原则，放弃理想信念，放弃道德底线，一味迎合甚至谄媚低俗。只要能赚钱，什么都不顾，搞“脱衣秀”，搞“万圣节”，搞“全国人民大偷菜”，搞“杀人游戏”……千方百计挑逗、刺激、调动和释放人们心里邪恶的欲念。明明是“诲淫诲盗”，还美其名曰“创造需求”。文化的过度商业化、恶搞化与泛娱乐化，可以肆无忌惮到否定传统，颠覆权威；可以不知廉耻到公然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对待这样的大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管好控好。

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青年一代在物质上引诱、意识形态上影响、价值观念上改变、理想信念上动摇的企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军事防御力量大幅提升，国家硬实力空前增强。但在文化方面，我们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我们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文化攻守的战场上，我们已经丢失了地盘；近年来充斥市场的低俗化、泛娱乐化的所谓“文化”，竟然在不由自主地密切地“配合”以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以致沦陷了不少人心灵的土地！

我们常说的“增强文化软实力”，不仅仅是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和销售能力，还应该特别包括增强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力、感染力、吸附力以及国家文化防御能力的重要内容。为此，新组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把文化安全问题摆放到重要位置。文化风土同样应当“守土有责”！

“管”包括了“控”与“控制”。“控制”的意思是“节制”和“驾驭”，与“钳制”不能混同。“钳制”有“强力控制”的意思，与之相近的近义词有“胁迫、挟制”等。比如说“控制”的依据是法律规范；反之，法律规范的作用是“控制”，也就是控出一个范围来给人以自由。而“钳制”不同。比如“钳制舆论”，就带有“制止舆论表达”的意思。“钳制”的依据往往是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志。

有人可能不喜欢使用“控制”而喜欢使用“自由”这样的词汇。实质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都少不了“控制”。我们有些地方可能太过自由了，以致大家都跟着失去了自由。在马路上，由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自由地闯红灯，结果交通失控堵塞了；在官场上，官员可以自由地利用公款收受好处，结果官员失控腐败了；在社会上，人们可以自由地突破规矩和底线，结果行为失控道德失范良心遗失了；我们有些控制不住情绪的人甚至可以肆意发泄动不动“小子，我做了你！”这在被我们认为自由度很高的欧美国家简直不敢想象。“失控”，必然会出问题。

当然，政府管控文化，不仅要严格依法办事，还要善于运用政府政策的杠杆，做好对文化“扶”的工作。作为心灵工程的文化建设，尤其需要“扶”，需要“呵护”式的“扶”。即使是参与市场竞争和交换的文化产业，同样需要“扶”。

在“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换中，原来由政府办的某些“文化项目”转交给企业或社会去办了，政府部门的管理者照理应该更能够以“过来人”的切身体验，做“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制度设计，少一点刁难，多一点帮扶。倡导企业界流行的“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倡导公务员淡化“官员”意识，增强“服务员”意识。毛泽东同志题写“为人民服务”五字，一度贴遍了全国所有的政府机关和公共服务空间。这五个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规范表述。在一定意义上说，“服务”的观念不是创新，而是“回归”。


管“条块”更要管“系统”


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是完整的结构系统，因而文化建设和管理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管文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适度超出单纯的“工具性”管理模式，从“管硬件”发展到“管软件”，从“管器物”发展到“管内容”，从“管条块”发展到“管系统”。文化管理者应该真正地懂文化，并确立文化管理的系统观念。在体制与机制建设上，要改变“部门”的“领地意识”和“诸侯观念”，真正破除“部门利益”，树立“文化一盘棋”和整体“国家利益”的思想。所有涉及“文化”的管理部门应该汇通并协调工作。

文化管理的条块分割，其合理性是精细分工，专业运作，但最后还得要实现协调整合。仅以“资源整合”一点而论，我国文化行政管理同其他部门一样切割得很碎，整合度不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似乎没有很好地融入整体结构中的制度体系和教育体系，尤其是没有融入人们的生活系统，真正地变成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资源的切割更导致部门间的各自为政，株守一隅。文化、旅游、广电、出版、体育、社科甚至包括宗教，都处在一种离散状态。比如说，地方文艺院团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就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资源组合问题。改革中是否可以适当地超越“文化厅局”部门职能的限制，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内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呢？比如说各省市文艺院团的戏曲演艺资源与电视传媒资源组合，就可以有效地扩大舞台艺术的传播范围，更大面积地培植观众对本土艺术的理解与兴趣，提升演员的知名度，形成地方戏曲的“明星效应”，同时丰富电视节目的播出内容；文化厅局管理的专业艺术院校同教育厅局管辖的优质艺术学科资源优化组合，就可以迅速获得优质的共性教学内容，再在此基础上，分别注入地方剧种的特殊内容，便能集中优势力量，为地方戏曲艺术培养高素质人才，传承非物质文化。现在有不少城市都建起了现代化的体育场馆，一次运动会后就处于闲置状态，为什么不能与高校的体育专业进行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呢？这样高校就用不着搞重复投入，至少体育场馆日常的维护费用和人力，也可以由教学单位来分担。

分与统，既涉及观念问题，更涉及体制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改革内容。中央推进大部制改革的举措，实际上已经释放出了这一层意思。


“管”是“疏导”和“带领”


“管”文化，要特别注意“疏”和“导”。“去壅滞而令畅通”为“疏”，不疏则不通。鲧禹治水的经验应该成为政府“管文化”的借鉴。

政府管文化，有些地方的确要死守，对一些腐朽、颓废的东西要用“堵”的办法，拒之于门外。其实“堵”的防线光靠政府的力量并不够，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飞速发展的客观形势下。最好的方式是把这条防线筑在每一位公民的心里，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意识，自觉地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且具有“慎独”的精神，这就更需要“疏”。

“管”和“理”组词叫“管理”，“疏”和“理”组词叫“疏理”，都着一个“理”字。这里的“理”是从古人治玉引申来的。《韩非子•和氏》有语：“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理玉要顺着玉璞的纹理来，去粗存精；管理同样要遵循人与社会和文化的规律来，不懂文化的运动规律，管不好文化。因而管文化的人要特别学习一些文化学的知识，按文化的运动规律办事。

“疏”和“导”结合叫“疏导”。管理是疏理和疏导。“导”，不仅是“指引”，更应该是“带领”和“牵引”。“指引”是“站在上面”或“走在后面”；“领”则要“走在前面”，“以身作则”。

文化重在“教化”。家庭、学校、博物馆、纪念馆，各种传媒提供的视听阅读，乃至各类型的文艺表演和娱乐，都有一个载道、传道、弘道、以文化人的核心任务。文化“教化”在古代叫做“风化”，即通过一代代人的“传习”，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品格，提升人的素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此可知，文化“风化”的重要规律之一是“上行下效”。这就必然要求管文化包括不是专门管文化的政府官员、文化精英、家长师长，要成为文化核心精神忠实的实践者和表率者。党和政府提倡的核心价值，首先是党政官员要笃信、笃行、笃领。如果没有这些“上位人群”的身体力行，表率垂范，就形不成足够的“风力”，也就难以达到文化“风化”的作用。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引发文化抵触和文化危机。我们很难想象，一种连倡导者自己都不能够笃信、笃行、笃领的“文化价值”，能够让大众相信并奉行。

有人说党政部门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是“由管脚下向管天下转变”。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符合文化的本义、性质和规律。然而，正是这一个“转”字，真正预示了一场观念与方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