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是我订阅的众多报刊中的一种，而且是我读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份刊物，这不仅是因为我是民盟盟员，更是由于我从思想上、学识上和人格修养上都得到其教益和滋养的缘故。

我是读文科的，当年求学的时光大多在政治运动（如“反右”、“反右倾”等）和劳动（如“修水渠”、“大跃进”等）中度过，所以，读书不多，腹笥不丰，更重要的是，没有可称道的学问，不懂如何做学问。即以文学研究而论，是搞文学理论（批评），还是文学史？是专注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可谓纠结得很，一辈子弄得无所适从，也没有高明的老师指导点拨。为此，工作时，只能不明方向地“摸着石头过河”，凭着兴趣和某种需要去看书，去搜集材料，去研究些问题。于是，不过“杂学旁收”，没有系统，没有专业目标，终至无所成就，愧对时代。

但接触了《群言》，我似乎拜识了许多明师、良师。每期一到，我读得仔细，总想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我爱看那些座谈会的发言，每一次讨论都让人关心，启人思索。这些都是社会上的热点和备受关注的话题。如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后的专题座谈，很及时。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好好梳理，找到其中的症结，并寻找解决的办法，讨论仍需深入。

我爱看那些专家学者的成功经验与得失教训，以利于自己在读书与治学中的进取与提高，戴逸、范曾、钱念孙、梁晓声、邵燕祥、江曾培等先生所谈所议，很让人获得教益与启迪。杜甫说：“未及前贤更勿疑……转益多师是汝师。”自然，盟内外的高人很多，可大多“可望而不可即”。

我对“读书（史）札记”尤感兴趣。有些书，我或许曾经读过，但不少书尤其是外国的、科学方面的是不曾接触过的。这些先生的介绍无疑让我走了捷径，在知识园地上有了“广种薄收”的好处。虽说只是“知道”，但总比“无知”好吧！

当然，我更偏爱“随感录”与“群言堂”。这里有思想之花的纷呈，有多种见解的交流，更是能让社会各界志士仁人有一得之思、一孔之见的自在表达。“广开言路”，从来是历朝历代所倡导或祈盼的。我以为《群言》的这些栏目是很接地气，很能联系群众的园地、平台，希望它能办好，办得有深度、广度，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与爱护。

借此机会，我祈愿《群言》常有变化，不断有新栏目和新人出现。我更希望能开设“读者点题”之类的栏目，开设“读者来信”的专页。祝愿《群言》年年能上新台阶，办出新面貌、新气象，成为广大盟员与读者的心爱读物。谈“我与群言”，作为联系多年的读者，要说的话一时难以尽言。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愿随时“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