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形成
秦汉以前东西方陆路交通路线已经初步形成，民间贸易往来时有发生。丝绸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被辗转贩运到欧洲，成为西方人歆羡不已的“中国制造”，故而希腊曾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国”（Seres，意为“丝国”）。秦朝建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并在全国修筑驰道；西汉初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这些政策为内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西域一些国家早就听说“汉之饶财”，只是“欲通不得”。西汉时期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强盛之时，丝绸是富裕的罗马人孜孜以求的货物，辗转运抵罗马的丝绸比黄金还昂贵。中西方的共同需求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形成。
西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国力昌盛，汉武帝雄才大略，锐意拓边，奠定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形势：一是从长安向西经陆路与亚、非、欧的往来，即陆路丝路；一是从东部沿海经海路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的往来，即海上丝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凿空”壮举建立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常性交往，以使臣交往为形式的官方商队贸易日趋繁荣兴旺。到东汉时期，班超重新打通隔绝60余年的西域，并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甘英西行到波斯湾东岸。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置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向西修筑长城，设立亭障、邮亭、关卡，优待来华外国商使。西汉武帝时期还平定了割据东南的百越，派出远洋船队驶往印度洋，开辟了南海—印度洋航向，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海上丝路正式形成。
西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战胜匈奴，开拓西域，首先与自秦以来大规模的向西移民有很大关系。秦统一六国后迁徙东方大族12万户到咸阳，汉高祖时期又迁徙六国强族到关中地区，文帝、武帝时期都有移民充实边疆的政策，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无非是“内实京师，外消奸猾”，而从王朝兴衰的角度则是中央强大则能够“外事四夷”。反观东汉，王朝建都洛阳，将关中、陕西视同塞外，朝廷多次议论是否放弃并州、凉州等地，以至于实力远不如匈奴的西羌竟成了东汉的严重外患。与移民政策相配套的，西汉王朝还有修筑道路、开垦沟渠、屯田垦边等政策。其次，西汉初年之所以不能出击匈奴，关键是骑兵不足。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到汉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乃粟马十万，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复四万匹”，可见马匹之盛。此外，西汉对人才的选用晋升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各色人物平流竞进，不分阶资、流品。
汉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启示我们，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贯彻应该基于对主要发展方向的准确定位，不断将国家资源投入其中，求其巩固、坚韧与扩展，而不能朝令夕改，徒劳无功。
从陆路丝路到海上丝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西晋灭亡之后，大量的中原世族和百姓南迁，汉族与西北陆路丝路沿线各国的贸易时断时续。不过在北方政权控制下，陆路丝路并非衰落，而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据北魏时期的《洛阳伽蓝记》记载：“自葱岭已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经过魏晋南北朝400余年的民族大融合，隋唐时代中国又臻统一，西北陆路重新通畅，隋代在丝路沿线组织屯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中国境内丝路沿线遍设驿馆，为过往商人、使者提供食宿。丝绸之路上“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唐代长安和洛阳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和中外经济交流的中心。而公元751年达逻斯之战后，唐朝在中亚的优势开始丧失，随后爆发安史之乱，唐朝驻军撤回，中国失去对中亚的控制，陆路丝路随之梗阻。此后元朝和清朝虽然恢复对陆路丝路的控制，但陆路丝路贸易却完全不能与海上丝路相提并论。
大唐盛世的崩塌源于朝廷对外经营过于好大喜功。中国地大物博，统一盛运之下，隋唐社会极为富足。但正是由于国家财力丰盈，往往容易激起君主的好大喜功，以至于穷兵黩武，如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唐太宗继之，唐高宗又踵行。再如隋炀帝召集“诸蕃酋长毕集洛阳……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这种举措除了“声威远播，四海咸服”以外，于国计民生并没有太大的裨益。唐代对于种族观念也过于轻视，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从现代视角看，种族之防已经不足取，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唐代不重视这一问题，又不能将这些种族同化，从而使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
唐玄宗时期的对外经营则使国运急转直下。玄宗开元盛世，“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朝廷对外经营也非常积极，在边境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不断招募扩充边境军队。这一举措不但消耗了国家财力，而且形成中央与地方外强中弱之势。唐代开元时期，边将常常十余年不换人。节度使往往统领数州，兼管军事和民政，如安禄山兼任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几乎掌握了今天辽宁、河北、山西等省的军政大权。更为严重的是，诸道节度使多用胡人，其带领的军队也有大量的胡兵，于是本来用兵安定边境、防范胡人作乱，转而变成豢养胡兵。安史之乱蔓延八年之久，为了平定叛乱，镇守边境的军队入国靖难，边境形势转而失控；而讨平安史之乱后将领又拥兵自重，造成此后的藩镇割据。在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下，唐朝的国势日渐衰落，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与割据时代。
中唐以后陆路丝路衰落的历史启示我们，国家对外战略既应考虑本国在地区和世界应承担的责任，又应当以本国利益和经济效益为重，既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又必须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总之，应当信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所阐释的思想真髓—寓“利人”于“自利”之中。
从鼓励到“禁海”
唐朝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海上丝路日益繁盛。从隋唐至宋元，中央政府都非常鼓励海上丝路的发展。唐代形成的从广州至波斯湾的“广州通夷海道”将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东南岸和东非沿线连接了起来，成为16世纪以前人类定期的最长航线。宋元时期中央政府始终奉行积极发展海上丝路贸易的政策，这一时期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外交通贸易的范围更为扩宽。北宋时期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元代海外贸易除了传统的官方贸易和民间商船贸易外，还出现了官商贸易（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然而，海上丝路贸易的繁盛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戛然而止。明初例行“海禁”，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甚至规定“片板不许下海”，隆庆元年（公元1567）才宣布开放海禁。清代初期旋开旋禁，康熙平台以后设立海关，此后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直至鸦片战争前，大抵以严禁商人出海贸易为重要国策。
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向南方转移，南海拓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唐宋时期，中外商人、使臣往来南海不绝于道，当时南洋各岛渐有中国人移殖，闽粤之民货殖海外，在当地立家室、长子孙者越来越多。郑和下西洋时曾会晤的三佛齐梁道明、旧港陈祖义等人都能占地自雄。明清禁海使这一运动大大受创。而稍迟郑和半个世纪的欧洲人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开辟新航路，开创了海外探险和殖民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其次，因为禁海，漕粮北运只得走大运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的大量民力被消耗在黄河、淮河、运河的防洪上，而元代已经出现的海运遂成绝响。如果漕粮改行海运，则废弃大运河河道，黄河、淮河泛滥地区都能成为膏腴之地，而四省的民力也能移垦东北。北京正可以处在陆海的中心，甚至可能不必仰给于江南。这一点明清时人议论较多。再次，明清时期西方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上逐渐超越中国，而中国士大夫浑然不觉，仍以天朝上国自居，沉湎于“已臻完美”的哲学和伦理制度，殊不知市场经济、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待到道光皇帝和枢臣督抚惊呼“英夷”船坚炮利时，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已然来临。
从宋元鼓励海上贸易到明清禁海的历史启示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应该勇于打破固步自封和既有利益的藩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政者尤其应该保持开放的胸襟，对世界潮流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保持清醒的头脑。
丝绸之路的历史，如果从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算起，至今已经2100余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民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文明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丝绸之路的兴衰史仍值得认真总结。历史启示我们，统筹内外形势、制定正确的战略至为重要。而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首先要提高对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研究水平，加强国家自身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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