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都已走到了瓶颈，唯一能够破除这个瓶颈的，就是我们要创建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这一文明不可能从现代化的城市中生长出来，我们只有从乡村寻找新的智慧和新的价值体系，才能找到人类新的发展路径。中国乡村蕴含着世代积累下来的中华文明的智慧，今天，我们将其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文化必须是活的，才可以世代流传。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激活这些遗产为今天所用。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能通过艺术的表达唤醒沉睡的传统和濒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价值所在。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时代使然

中国的乡村重建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19世纪末中国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时就开始了，那时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农村的破产。说到底就是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乡村社会急剧衰退的一种危机，这不仅是经济的破产，也是乡村文化社会的整体衰败。在世界近代史上，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无一不是以牺牲乡村为前提的，是乡村加速度的崩溃，促成了城市的发展。

民国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乡村重建的口号，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始终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他们当年提出的理论，今天仍能激起我们的许多思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于是，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农村进一步地衰败下去，每天都有许多古村落消失，每天都有许多乡村空心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乡村，“求中国国家之生命必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之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我们今天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都在乡村，我们要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大部分也在乡村。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城市亮起来了，乡村暗下去了；城市时尚起来了，乡村却衰败了；城市人满为患，乡下却日益空心化。这不是一种平衡的社会发展方式。因此，当前如何振兴乡村又成为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今天我们提出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我认为是时代使然，费孝通先生当年考察了中国乡村以后，为自己树立的学术目标就是“志在富民”，当时农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民致富，当然现在的中国农民仍然在致富的路上，但他们的目标已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想使乡村发展起来，让农民回到乡村，把知识精英吸引到乡村去，不仅要让乡村富起来，还要让乡村时尚起来、生动起来、文艺起来，也需要有新的创意，有新的生活样式，还要建造一片能让人找到灵魂的归属之地。所以，我们提美丽乡村建设，而不是富裕乡村建设。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不是社会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化学者，而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可以把看不见的文化变成可视、可听、可感的文化符号，并让其渗透到生活中，而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艺术家是和人类的灵魂站在一起的，是和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站在一起的。

艺术参与乡村的家园建设

目前乡村建设已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战略，不少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都在积极介入乡村建设。在这股浪潮中，核心问题就是无论哪一股力量介入乡村建设，都必须重视村民的主体性，因为乡村建设首先是为当地村民服务，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村民不能从中得利，改善自己的生活，建立生活自信，从而获得幸福感，他们就不能把重建的乡村作为自己的家园，我们的乡村建设就失败了。

我对于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精英和先知去教育农民，对农民进行所谓的启蒙是持怀疑态度的。包括民国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介入乡村重建，本意是好的，但他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介入乡村生活，完全无视农民自身的生活体会和创造力。当时晏阳初就认为，中国农民所患的是贫、愚、弱、私“四大病”，他做乡村建设就是要去治这四种病。矛盾的是，中国农民曾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为何失去了这种创造精神？这是知识分子忽视的问题，他们表面上与农民打成一片，但事实上并没有去真正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当时梁漱溟先生看到的是“号称乡村运动，但乡村不动”，乡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唤醒农民自觉，但农民对乡村建设漠不关心，仿佛与自己无关，只是乡外的人在那里嚷嚷。故此，这样的乡村建设也就以失败告终。

因此，乡村建设首先要尊重当地村民的主体性，和他们打成一片。在项目实施之前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村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需求，同时激发他们自身的创造力，并关心和重视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成功的乡村建设大多是深刻了解当地村民的需求，并能与当地村庄的历史和人文融为一体的艺术劳动。而不成功的乡村建设往往是脱离乡村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村民的需求，只专注于自己的艺术追求。

因此，我提出要建立艺术家和人类学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学术共同体。介入乡村建设后，艺术家就不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了。他们必须走进乡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急他们所急。这本是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在这里艺术家和人类学家相遇了。如果他们能形成合力，取长补短，也许可以为当今中国的乡村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艺术家的特长是能建立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听觉以及肢体符号，将无形的文化有形化和公共化。但受专业的局限，其对符号背后的意义世界往往有所疏忽，或理解不深。而人类学家的特长是善于记录和建构地方性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体系，人类学家完成的有关村庄的民族志是帮助村庄重建的重要文本。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文本，是因为中国的村庄已经遭到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虽然大部分还是生活在乡村，但“文革”和“破四旧”摧毁了乡村的许多神圣性建筑；20世纪90年代，农民开始离开乡村进城打工，之后乡村就成了没有年轻人的空壳。乡村社会也由此失去了其整体的社会记忆，而人类学家就成了帮助乡村重新建立文化记忆和文化知识体系的人，同时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发现地方价值和地方性知识的人。

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一起参与修复乡村文化

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会发现其所有的文化传统都与祖先崇拜有关，传统的中国人无论在外取得多大成就，都期待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叶落归根。村里的祠堂是人们敬拜祖先的地方，也是每个人日后都有机会进去的地方，每个人只要有后代，都有机会成为祖先，受后人祭拜。因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百年以后能成为后人的榜样。这样就将日常生活神圣化了，修行、修身、修德成为人们的道德准则，甚至成为每个家族共同的道德准则。于是，每个家族不仅有自己的家谱，还有家训。中国的古村落大多由一个大家族或几个大家族组成，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大的祠堂里除有祖先牌位外，还有戏台、私塾、议事厅等。这些不仅是村里的神圣空间，也是政治空间、娱乐空间和教育空间。村里还有自己的历史空间，如有的祠堂前还竖有功名旗杆，这是为考取功名的人所立的，一方面是光耀门第，另一方面也是树立榜样，鼓励后学。另外，如果村里出过名人，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还会立有牌坊。同时，这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因此，村庄是“具体的——与某个特定的建筑聚集区联系在一起，无论置身何地，人们都认为它不仅是自己的家，也是他们守卫的神灵的家，古代建造一座城市的最初灵感就是要与诸神同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镇基本都是神庙社区，欧洲的许多小镇和村落也都是围绕着教堂建造的，和中国的乡村围绕祖先的英灵即家族的荣光建造是一样的。

因此，中国村庄的合法性就在于放置了祖宗牌位的祠堂。村庄赖以生存的规则、制度以及日常生活都需要祖先的恩典，搬走了祖宗的牌位，或者毁坏放置祖宗牌位的祠堂和记录村庄光荣历史的牌坊、旗杆等，就会剥夺一个村庄存在的合法性。

所以，艺术家参与修复乡村文化，首先就要修复其传统的建筑，以及这些建筑所承载的各种历史和意义，而这一工作需要人类学家参与。虽然人类学也关注城市和主流社会，但其更关注后现代、全球化和本土运动背景下对当下的体验，因其“还绝对没有成为社会学，其兴趣完全没有局限于现代性的框架和概念类型当中。人类学的历史、感受能力和方法仍然是独特的”。正是这样独特的感受力和方法论使其可以和艺术家一起介入乡村建设，并帮助艺术家理解乡村文化与历史的关键符号，不至于将其符号从社会的语境中孤立地抽离出来，而抹杀其差异性。

如何建设中国乡村，不仅人类学家、艺术家在思考，还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包括企业家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并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往往是非主流的声音，主流的声音也许来自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笔者曾参加过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论坛，许多企业家提倡“走一条农民、农村、农业协同发展的乡村现代化道路”，提出要学习欧美，将中国乡村建成“庄园集群、风景区与风情镇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另外，有经济学家提出“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口号。这些建议和口号都是要消灭传统的乡村，或者让乡村成为城市间的驿站，将现代化的理念从城市扩展至乡村。如果这样，中国乡村的地域文化将被连根拔去，而拔去的将不只是乡村的传统文化，而是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了传统文化做根基，我们将如何谈我们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要建设中国新的乡村文化，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一定要看到中国的乡村不仅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也是留给人类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合理用好它。

走向生态中国之路

中国不能走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之路，要走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之路。所谓生态中国之路，就是“高科技+传统文化”，即在“互联网+新能源+工业4.0”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乡土文化的复兴。这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将工业留在乡村的“第三条道路”，而这样的工业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机械工业，其有可能是复兴的手工业，是智能化工业，而当代的乡村第三产业是文化产业、休闲产业、旅游业等，当然，其主业是生态农业。这条生态之路不仅会构建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甚至是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还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重要理念，既包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也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许多传统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生态观和生态智慧。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乡村不是一块可供随意开发的荒芜之地，而是农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也是蕴含着中国文化之根的宝地。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找到一块包含农业文明智慧的生态之地。

人类的工业革命率先出现在欧洲，其文化的根基在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商贸文明，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文化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工业文明。但当工业文明走向危机，需要再次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轴心时代，思考人类的未来发展。而同属轴心时代的先秦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的代表，从汉代开始，直至19世纪的2000多年历史中，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我们积累的宝贵资源，也许可以成为人类未来生态文明发展的基础。

在每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前夕，都会有一次文艺复兴的出现，15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触及了人们的灵魂，最终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而今天的艺术家通过乡村建设来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并以艺术的形式及手段重建传统文化的符号和生活样态，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其看成一场新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继这场文艺复兴之后的，将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生态文明的产生，如果中国能率先进入生态社会，并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中国就将率先发展，影响世界。

这一切必须从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开始，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故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是一种建国运动”。费孝通先生也曾说，“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代梁漱溟和费孝通两位先生的主张难以实现，那么在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展、同时又遇到发展瓶颈的今天，他们的主张值得我们深思，也未尝不是一条我们今后要走的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