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冬天，我在山东大学攻读农村社会学硕士学位。在跟随我的导师、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先生参加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城乡一体化课题研究”会议后，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秋天，在徐经泽教授的鼎力推荐下，我如愿进入北京大学，在费孝通教授指导下学习城乡社会学。

1988年，费孝通先生已79岁，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尽管公务繁忙，他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仍高度重视：他在发表新写的文章之前经常要我们研读和提建议，有时也一起座谈，这的确是一个深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他也常带我们出差。在出差途中，我们一方面在火车上与费孝通先生交流，听他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认识和思考；另一方面跟随他实地观察，亲历了那个时代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有工则富，无商不活

改革开放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行的有关文件的刺激下，全国社队企业蓬勃发展。1981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三访江村”中惊喜地发现“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是1979年以来“落实了多种经营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所致。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孝通先生就开始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江村等地的实地调查，逐步形成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认识：仅靠农业产业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必须发展其他产业。他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进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1983年进入专业化生产和创新合作经济组织阶段，1984年底和1985年初，一些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报告和决策者的讲话中开始讨论农村的第二步改革问题，即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费孝通先生开始寻找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小城镇，大问题

1982年，费孝通先生两次回到江村开展调查。他发现农村商品经济中的“卖出”与“购进”必须上升到市镇层面，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他说，“农村好比是一个很大的细胞，集镇犹如一个中间的核心。一个是面，一个是点。这个点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区’”。后来，他把这个社区的中心称为小城镇。社区这个概念后来成为他和中国社会学界理解社会的一个工具和视角。小城镇作为一个社区，既是一个研究单位，也是一个发展区域。

1984年初，费孝通先生写出了著名的《小城镇 大问题》。小城镇问题的提出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说，“1984年上半年，小城镇问题一时成为农村改革领域内的热门问题，其中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便是费孝通教授的著名文章《小城镇 大问题》”。不过当时人们对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是认为它们的规模效益太低，尤其是一些经济学的学者们更强调这一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终究在争论中发展起来了。

对费孝通先生本人来说，小城镇也是个“大问题”，它将他的理论和方法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更在于它在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中的地位。小城镇凝聚了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各种矛盾，尤其是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出现剩余，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建设商品交换中心就势在必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了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矛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希望，其兴旺成为小城镇发展的基础。这实际上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费孝通先生晚年看到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趋势，这个进程非常复杂，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02年他对此做了总结：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发展城市化的道路，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展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形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地降低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的平稳进行。他写道，“我当时提出新兴的小城镇可能成为防止人口超前过度集中的蓄水池的设想，就是这个意思”。

20世纪，中国农民经历了“离乡不离土”和“离乡又离土”这两个模式：“离乡不离土”，就是在附近镇上的企业工作，下班后回到村里住；“离乡又离土”，是后来四川、河南、湖南等地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就业。农民“离乡又离土”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在21世纪初期，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又开启了对上海的城市社区研究。

发展模式与区域体系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也是“一刀切”，束缚了企业和个人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979年以后，各个地区开始探索各自的发展模式和致富道路。不同的农村改革途径曾经引起人们的多次讨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要不要“一刀切”，这在当时叫做“发展模式”。

对于各地出现的不同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曾经试图把模式作为一种典型，一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点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导致了他在《小城镇 大问题》中以吴江小城镇为调查点进行深入分析，或许触到了小城镇问题的塔尖。1984年，他在《小城镇 再探索》中明确地将由江村到吴江考察所揭示的发展形式称为“苏南模式”，还把苏南模式当作后进地区发展的未来。1989年，他承认这种认识存在欠缺，并且认为，典型只有在同类的意义上才是可以被推广的。

后来，费孝通先生认识到模式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一定地区的发展方式。在对苏南模式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积极探索各地发展的不同模式。例如，苏北的耿车镇在欠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探索，更适合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因为它采取的是简单加工的方式，以小型工业为主来发展家庭副业。在他看来，对于那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农村，耿车模式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在他的思想中，模式已经成为特定条件下的农村发展方式，或者说某一类型的农村发展是各种具体条件的组合。

现在看来，模式的真正意义在于：一是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当地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是人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这是改革开放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我跟随费孝通先生考察时，他经常对来参加座谈的当地干部群众说的一句话是“我是来学习的”，因为他认为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和认识前面，自己作为学者，不过是在追赶和记录时代的发展。二是模式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科学的社区研究应当从几个基本模式入手，通过分析比较来不断发展人的认识”。费孝通先生将视其为一个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过程，他找到了从个别向整体认识过渡的中间认识环节——不同模式之间的比较。

1984年，费孝通先生对小城镇的研究开始由点及面。这种研究方式将他推向了一个更高的认识层面——“全国一盘棋”。最初，他将小城镇和其周围的乡村视为一个经济社会区域：小城镇会对周围乡村形成一种辐射。后来，他在苏南发现，许多小城镇与上海及其他城市形成了一条龙工业体系。他由此得出结论，苏南地区“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苏南模式有其地区性：苏南地区是一个内部具有密切联系的空间体系，一体化的城镇体系和工业体系是它的骨架。乡镇工业离不开城市，城市工业也离不开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的密切结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这种空间联结方式被他称为“区域经济系统”。

随着认识的深入，他的研究延伸到了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他将其称为“边区”，试图在边远地区找到建立这种区域体系和发展乡村工业的途径。“近距扩散”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开发边区的基本思路，指边区的大中城市企业向附近地区扩散产品和技术，带动该地区的发展。他认为，西北地区的大中城市要真正起到带动附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应当采取近距扩散的方法，有步骤地带动周围地区的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地方工业，使它们成为大中城市工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大中城市既依靠周围地区的滋养，又提高周围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两个市场，左右开弓”

1984年的苏北调查中，费孝通先生已经触及了区域的行政体制问题，并由此深入思考市场机制的角色。虽然他着力从经济角度入手分析江苏省的发展，但最后总不能避免与行政体系联结起来。在一个或几个行政区为单位的发展中，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88年，在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考察中，他注意到了市场因素对区域体系的影响。他发现，市场因素是他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工作中一直忽视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因素，尽管已经八十高龄，他依然自勉应当补课。

同年，在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中，费孝通先生将这一点具体化了，他设想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宁夏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中心建立区域性的经济，把这里的原料卖到沿海工业地区，同时也能够发展西部地区的中小型加工企业，让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他看到区域中心的工业与原材料腹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心地区工业的发展需要广大市场，这个市场首先应当是西部的牧区，特别是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他设想通过对边区的开发把占1/3国土的广大草原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使牧业经济从封闭的经济改革成为开放的经济，而商品经济是促成这项改革的基本力量。至此，费孝通先生从江村走向了“全国一盘棋”。

费孝通先生在“全国一盘棋”上看到了两类市场和国内三个地区的协调关系。两类市场是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他常说，应当“两个市场，左右开弓”。三个地区则是指沿海、中部和边区。他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应该解决经济发展的启动问题，他称之为“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启动关键在哪里？我认为是市场导向的确立。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体现了国际市场导向，但是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农村这个大市场，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这就意味着要开发一个区域，必须以两个市场为导向。同时，费孝通先生也面对着各个地区在市场体系中的协调发展问题。既然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就没法回避发展已经不平衡的各地区在市场条件下的共同发展问题。为此，他坚持“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同时又承认绝对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平均主义也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在主张各地区以市场为导向的同时，又主张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来自当地的人民群众”。在此他触及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地区发展与市场问题包含着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因素。

费孝通先生的发展观从乡村开发走向区域经济，最终他必须考虑各个区域的协调问题，面对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真实写照。

“共同富裕，协调发展”

费孝通先生为求富民“行行重行行”的探索，以及“但恨年迈我来迟”的心情，令人钦佩和感动。他的认识历程和理论探索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反映。

费孝通先生几十年来的研究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自身年迈体衰的条件下发生的，他自己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也非常清楚：“如果能说我这点心血没有白费的话，我只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中做了一些开路和破题的工作。我在客观和主观的种种限制下，尽力之所及为研究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勾画出一些素描和草图，并跟着实际的发展不断提出一些问题，开辟一些值得研究的园地。”他把这个时期的研究称为“开路和破题”性工作。在各种破题工作中，始终贯穿的思想主线是“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从农村致富“有工则富，无商不活”，到“小城镇，大问题”，再到“发展模式与区域体系”，最终找到“左右开弓，两个市场”，不断由点及面、由此及彼，从一个村落开始，到“全国一盘棋”，最终走向全球市场。这既是一个人民走向富裕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来自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政策和不断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