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电影最青睐的母题之一。电影中的儿童形象犹如一面懵懂未开、却又华光四射的喻世宝鉴，折射了生之艰辛和灵魂之幽，也映照出人性的光辉。

电影诞生之初，儿童形象就进入了影像世界。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水浇园丁》是世界上第一部短故事片。在这个富有生活气息和喜剧色彩的短片中，一个顽皮的男孩子用脚偷偷踩住了胖园丁浇水的管子，在胖园丁把管头举到面前一看究竟的时候，男孩子突然抬起了脚，结果胖园丁被浇了一脸的水。自然，小男孩的恶搞行为遭到了胖园丁爱怜又气恼的追打，而小男孩顽皮可爱、天真活泼的形象则刻画得入木三分。自此，儿童就以人之初的真纯进入了鸿蒙初开的电影世界。电影中，儿童与成人多有冲突，但和成人世界并行不悖，儿童以人性本善的隐喻，成为人类本原和未来的双重镜像，并以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纠结，成为影像世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涵纳着人的自我拷问，也寄托着人何以为人、人将如何为人的深层逻辑。

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往往夹杂着乱世悲音。在战乱频仍、困苦不堪的现实世界中，儿童以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人生的悲凉和社会的乱象。他们身单力薄、幼小柔弱，往往是被挤压、被伤害甚至被摧残的对象。他们的泪水和伤痕，映照着成人世界乃至人类的惨淡和痛苦，并以此警示世人，不要让悲剧重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杰出代表德•西卡对儿童题材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关注儿童，就是关注社会最为柔软的部分；关注儿童，就是凝视人类岌岌可危、但又良知未泯的未来。德•西卡的《孩子在看着我们》是一部具有强烈隐喻色彩的儿童题材电影。影片讲述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一个名叫皮里科的四岁小男孩目睹了人生的种种惨剧，母亲另寻新欢，红杏出墙，父亲隐忍痛苦，终而自杀。虽然母亲和父亲都不想让皮里科看到背叛和死亡的真相，但是幼小的皮里科拥有超乎一般孩童的敏感和理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他没有选择原谅，而是转身离母亲而去。父母有意的遮盖，并没有让他免于被伤害，反而以欺骗之实撕开了更大的伤口。皮里科就像电影中被母亲盖上布、困在笼中的鸟儿，布遮不住鸟儿的哀鸣，就像欺骗遮不住皮里科的累累伤痕。正如神父告诫皮里科母亲的话，“你必须检讨自己，这些事能影响你一生”。成人如何检讨自己使儿童免遭伤害，这是成人的职责，同时也是儿童的质问。“孩子在看着我们”的片名寓意深刻，儿童以清澈见底却忧伤惶恐的眼神看着成人和世界的时候，成人和世界应该如何回馈儿童？

德•西卡的《擦鞋童》是另一部儿童的乱世哀歌。二战后的意大利满目疮痍，天真无邪的孩子也难以幸免。帕斯克里特和居赛派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起靠擦鞋维持生活，同病相怜，情深谊厚。然而，他们被恶人所骗，误入诈骗团伙，以致锒铛入狱。最终，他们又被狱卒诱骗以致互相背叛，自相残杀。影片开始处，帕斯克里特和居赛派骑着用血汗钱在黑市买来的马，在大街上自由驰骋无拘无束，与最后他们遭受来自社会和朋友的无情背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惨烈，令人不忍直视。战争的创伤、现实的黑暗和人心的险恶，让无辜的儿童沦为牺牲品，这促使人们在感叹儿童天真无邪和不幸遭遇的同时，进一步反思战争带给儿童乃至人类的巨大伤害。

在这方面，阿富汗题材的电影彰显了难以企及的深刻。2004年的《土地与尘埃》中，老人达斯塔吉尔的孙子亚辛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却在小小年纪就遭遇了难以承受的战争创伤。亚辛的奶奶被炸死，妈妈被当众侮辱后赤身投火而死，他自己也被震聋了双耳。然而，幼小的亚辛是懵懂而天真的，他显然不能意识到家破人亡的悲惨。他到处寻找被战争偷走的声音，认为是坦克偷走了本该属于他的声音。是的，坦克指代的战争偷走了人们的幸福和安宁，而孩子的寻找于纯真之中更显惨烈，更显战争之罪恶。相比之下，2007年马克·福斯特执导的电影《追风筝的人》则有一种别样的悲戚。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是好朋友，放风筝、追风筝是他们最快乐的事，也是他们友谊的见证和指代。每当阿米尔受别人欺负时，哈桑都会站出来保护他，然而，哈桑的仗义相助与阿米尔的退缩和逃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仅如此，阿米尔还设计陷害哈桑盗窃手表，逼走了哈桑，使得他们的友谊就此中断，使哈桑一家陷入了更为不幸的困境。童年的背叛和伤害成了成年阿米尔愧疚和悔恨的根由，最终促使他不顾一切回到别离20多年的阿富汗，救出了哈桑已经沦为舞妓的儿子索拉博，并以此完成了对哈桑友情的赎罪和自我的救赎。“为你，千千万万遍”，既是童年友情的真诚召唤，也是人性未泯的祈祷，更是乱世童音的神曲。

乱世之中的儿童是不幸的，他们的悲剧就是人类的悲剧。然而，电影的仁慈在于彰显绝望中的温情，惨烈中的希望。通过儿童纯真的眼神，电影在揭露人性丑恶和世界悲苦的同时，也向人类展示了儿童人性本善的美好情愫，并以此宣告人性的温热和世界的希冀。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就演绎了父子相及、亲情至贵的人性之歌。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意大利。彼时，战败的意大利经济凋敝，失业激增，人民苦苦挣扎，艰难求生。布鲁诺是失业工人里奇的孩子，他纯真诚实，充满爱意。布鲁诺对里奇的新车爱惜至极，经常替父亲擦拭自行车。里奇丢了自行车，布鲁诺跟着里奇不辞辛苦地寻找，他认真投入，对每一个细节和零件都不放过。布鲁诺这种懂事细致的小大人风范，令人动容。期间，里奇遭到人们的围攻，机灵的布鲁诺及时找来了警察，才使里奇得以脱身。最后，里奇偷车被抓时，也是布鲁诺声泪俱下的哭声，赢得了人们的同情，里奇终被释放。电影因布鲁诺天使般的形象和父子情深的主题令人潸然泪下。布鲁诺成为战后意大利社会的一道亮光，既温暖又真纯，在阴云密布的乱世中透出希望的光芒。

与战乱时代相比，寻常人生中的儿童情感纯粹而质朴，真挚而感人。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执导的电影《小鞋子》讲述了一对贫困的小兄妹关于一双鞋子的动人故事。哥哥阿里弄丢了妹妹莎拉的粉色小鞋子，为了给妹妹一双新的运动鞋，阿里哀求体育老师让其参加市里的田径比赛，因为季军的奖品是一双运动鞋。比赛时，阿里一心想拿季军，但没想到得了冠军。阿里不仅没有喜悦，反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因为无法兑现给妹妹的诺言。电影的最后，水池里仿佛给阿里修复伤口的红色金鱼，以及爸爸自行车后座上一黑一白疑似球鞋的镜头，变成了兄妹情深和家庭温暖的象征。电影中阿里的真纯善良，令人心动，而他和妹妹的真情暖意，与父亲紧张但不失关爱的情愫，都如冬日暖阳，令人倍感温情。

中国电影中的儿童形象别有一番天地，有着更多的时代风云、家国不幸甚或阶级图景。蔡楚生的《渔光曲》连映84天，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票房神话，也因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而成为首获国际荣誉的中国电影。其中的主要缘由之一是小主人公们前后截然不同、对比鲜明的命运书写。《渔光曲》以小猴、小猫和子英地位悬殊、超越阶级界限的童年剪影，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破产、小猴惨死、小猫与子英无所归依的悲惨结局，凭借时代之音深深打动了一代中国人。故事开头，小猴、小猫和子英玩得欢快忘情，无忧无虑，完全忘记了主仆的身份区隔。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两小无猜的童话，他们共同遭遇了民族资产阶级破产、农村凋敝和家破人亡的时代悲剧，不得不以凄凉绝美的《渔光曲》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这歌唱的不是童年的欢歌笑语，却是黑暗现实的阶级对照。《渔光曲》以欢快纯真的童年景象反衬了属于旧中国的乱世悲音，一咏三叹，令人扼腕。这是旧中国的暗淡一幕，儿童是其中或明或暗的一丝灯火。

吴贻弓的《城南旧事》是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它以新时期中国电影人的身份勾画了旧中国的儿童记忆。影片讲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积贫积弱，天真纯洁的林英子随父母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小院和胡同里，她目睹了疯女人秀贞和小伙伴妞儿的悲惨命运，结识了“为奔窝窝头和供弟弟上学”而行窃的小偷，最后也听到了宋妈丧子失女的悲剧。更为切肤的痛苦是，林英子遭遇了丧父的生死别离。一次次的人生别离和悲苦际遇，给林英子的童年留下了无尽的愁怨。《城南旧事》是哀怨的，它以孩子的视角表达了生离死别、家国同构的悲剧，情感节制温婉，色彩朦胧恬淡。它旧事重弹，怅然回首，于无声处闻惊雷。

“十七年”电影中的儿童则迥乎不同，崇高壮美的时代审美使得儿童形象印上了浓郁的革命叙事色彩，《小兵张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嘎子活泼淘气，机智勇敢。他在罗金宝和区队长等的教导下，于战火洗礼中，最终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嘎子和众多“嘎子们”的成长史就是一代革命者的缩影，它以民族大义和国恨家仇的名义书写了革命话语中的儿童谱系，演绎了主旋律电影中儿童形象显明的意识形态指向。严恭执导的《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校园儿童故事片，影片中关于小学五年级学生帮助落后同学共同进步的故事设计，使得电影增添了鲜明的生活气息。其中传唱至今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以优美舒缓的节奏和清澈透明的旋律，超越了电影本身，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唱出了童年生活和主流意识的动情合奏，也表达了新中国儿童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而当新时期到来之后，中国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也成为中国社会多元化演进的符号隐喻，指示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共存并进。

无可辩驳，儿童形象是电影世界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历经社会曲折和人性幽暗，折射了人类的苦难，但也以至善至纯拨云见日般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和未来之可期。唯其如此，人类才会在儿童的眼光中自省自问，负重前行，儿童也才会在电影中熠熠生辉，光彩永恒。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