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科技创新驱动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方面的引领作用，对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近期，民盟中央第三届乡村振兴发展座谈会在湖北宜昌举办，与会专家围绕“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一主题展开探讨。现将部分稿件刊发如下。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融合路径和创新实践

李仁君（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联性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

一是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在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驱动下，不断突破传统生产力边界，形成高科技的生产力。科技创新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实现融合创新，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质态演进。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需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加速跨界整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果转化。

二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效能的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力跃迁的重要支撑。这些产业效能更高，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空间。

三是以新供给与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力。供需有效匹配是社会大生产良性循环的标志，依托高水平生产力才能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新需求牵引和激发新供给，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供给能提供高品质产品与服务，满足和创造有效需求，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此外，新质生产力还具有高附加值、绿色低碳、品牌价值高等特征，其发展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以及更大范围的劳动对象等要素协同配合。

乡村文化振兴的痛点与机遇

乡村文化振兴的痛点有三：一是重经济轻文化，一些不良消费观念影响乡村文化健康发展，并且不能很好地处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矛盾，优秀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失传风险；二是基础设施与保障方面薄弱，限制了文化产业发展；三是文化产业发展规模较小、布局分散，多停留在农业观光、农家乐等初级阶段，缺乏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

乡村文化振兴的机遇也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在助力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播方面大有可为。通过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和管理系统，实现文化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便于分类检索、查询和调用，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在文化资源传播方面，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向大众传播文化资源相关内容，吸引更多人关注。通过多语言网站、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以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向全球观众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绿色经济推动非遗技艺创新。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让非遗传承人意识到技艺传承不仅要考虑技艺延续，更要考虑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从而激励他们探索创新传承模式，确保非遗技艺长远发展。在绿色经济背景下，非遗技艺可与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融合。

第三，新业态激活乡村文化消费市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新业态正成为激活乡村文化消费市场的关键力量。以乡村文旅融合为例，许多乡村依托独特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开发出农家乐、特色民宿、古村古镇游等项目。游客不仅能欣赏田园风光，还能参与传统节庆、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满足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激发了文化消费需求。电商直播也为乡村文化产品打开了新销路。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与逻辑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可描述为“技术赋能—资源活化—价值重构—可持续发展”，四个环节层层推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其背后体现“三化”逻辑：用“数字化”构建乡村文化数据库（如“数字乡愁”平台），用“绿色化”实现非遗技艺与低碳设计结合（如利用竹编工艺开发生态包装），用“网络化”拓展文化消费场景（如直播电商、元宇宙文旅）。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融合实践和发展思路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

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浙江“云上村史馆”利用3D扫描技术复原古村落建筑，建立虚拟现实展馆；用区块链技术认证非遗传承人作品，保障知识产权。由此，游客线上访问量增长300%，非遗产品销售额提升150%。

绿色经济重构产业生态。贵州“生态苗绣”产业链采用植物染料替代化学染色，减轻环境污染；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对接全球设计师，推出高端定制服饰。这带动了苗族妇女就业，人均年收入显著提升。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传播。陕西“人工智能秦腔传承人”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老艺人唱腔，生成数字化教学资源；虚拟偶像“秦筱雅”在短视频平台推广戏曲文化。技术的创新使欣赏秦腔的年轻观众占比从10%提升至40%，秦腔社团新增200余家。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融合发展的主要挑战

一是数字鸿沟阻隔。乡村地区网络覆盖不充分、信号强度不足，数字技术难以全面应用。特别在偏远地区，老年群体技术应用十分困难，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难度大，难以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播。

二是人才短缺困境。既懂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又熟悉乡村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稀缺。乡村地区吸引力不足，难以留住专业人才，限制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三是资金投入瓶颈。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和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设备购置、人才培养等。但乡村地区集体经济和财政相对薄弱，社会资本投入意愿不高，导致资金短缺，制约乡村文化产业升级。

四是产业融合障碍。乡村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低，缺乏有效的融合机制和模式。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困难，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无法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优势。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融合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乡村网络通信、数字设备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乡村数字化水平。建立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整合各方力量，攻克文化资源数字化难题。制定乡村文化数字化开发标准，如禁止人工智能篡改原生文化符号。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依托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本土人才。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部人才流入，如提供住房、创业补贴等，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三是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乡村文化振兴专项资金。出台税收优惠、项目补贴等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鼓励企业投资乡村文化产业项目。推广文化资产证券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四是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探索“乡村文化+农业”“乡村文化+旅游”等融合模式，打造特色品牌，如开发以乡村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文创农产品等。加强产业上下游合作，完善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

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应用，更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文化伦理与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实现乡村文化社区共建共享；如何利用碳足迹追踪技术量化文化产业的生态价值。唯有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双向奔赴”，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诗意栖居”与“经济繁荣”双重目标。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向阳（中国文艺家杂志社执行社长）

人类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发展到当下的数智文明，其实质都可归结于生产力文明的升级。文明的升级不是相互的替代，而是螺旋性、叠加式升华。新质生产力是对文明基因的继承与光大，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生产力高级形态和肯綮，但这不是生产工具代际的简单更迭，而是复合生产力文明的更新。这种复合生产力文明兼蓄各种文明要素的积极因子，其中，农业文明是生产力文明的系统之根。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至关重要，是中国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关键因素。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高效性和融合性，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与文化生态，革新乡村生产关系体系是其必由之路。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在中国新发展阶段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高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创新实践，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根本性成果，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和丰富实践经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系统是一个多要素集成系统。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引入的具有可持续性的、能有效推动乡村发展的综合生产力文明形态。它以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线，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农业要素优化组合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包含高素质劳动力主体、颠覆性创新技术、劳动资料多要素渗透融合配置、农业边界突破与产业链条延伸、数智化和绿色化转型等特征。

高素质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主体，是具备传统农业技能，同时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等新技能的创新型与复合型农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我国农村实用人才与高素质农民分别超2500万人和900万人，农业劳动者素质大幅提升是乡村新质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

‌颠覆性创新技术指通过基因编辑、选择性育种等手段，培育出更适应环境变化、抗病虫害、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同时，智能化农业机械和仿真机器人的应用也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精确监测和调控，并助力推广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模式，保护生态环境。据统计，至2023年，中国“三农”领域运用颠覆性创新技术范围已达到54%，这为“新三农”时代和新乡村建设奠定了强大的技术基础。

‌农业边界突破与产业链条延伸具体表现为细胞工厂、人造食品等新业态的出现，以及农业与旅游、休闲产业的融合发展等。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而是在前沿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下，催生出大量的新型生产要素和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边界。

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经济效益提升和社会影响拓展等为乡村经济的多元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既是突破性技术和新产业叠加的呈现，也是与之相匹配的产业发展体制、政策与创新系统变革的结果。要最大化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动能，必须调动包括乡村文化形态和观念等在内的新生产关系的积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因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动能优势，推进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乡村文化系统革新，进而赋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深度应用是全方位的，不仅会加快乡村发展步伐，也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模式。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能够打破传统限制，促进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建设

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构建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库和在线服务平台，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分类管理和便捷访问。通过应用程序、微信小程序等形式，让乡村文化故事、民俗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增强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智慧文旅及融合开发

可以依托物联网、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打造智慧乡村旅游项目，例如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利用舞台和光影效果，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和个性化的艺术体验，使观众深刻理解文化的内涵，引发情感共鸣。新质生产力还可以凭借各类数字技术、智慧工程提升乡村居民的信息素养和数字技能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改变文化创作方式，帮助用户深入历史内核，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文化单位可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创作有价值、有趣味的内容，增强互动性和参与感，如三星堆博物馆直播考古成果、“数字敦煌”项目等，打破时空的限制，满足人们观赏、研究的需求。

乡村高素质复合人才养成

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一大批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农民始终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建设者和传承者。可以充分利用智网工具、在线教育平台等“互联网+培训”工程，为乡村居民提供包括电子商务、数字技能、文化创意等在内的多元化培训课程，提升其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同时，鼓励新知识青年回乡创业，将所学技能应用于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人才回流效应。

乡村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乡村文化遗产蕴含着农民智慧与农耕文化成果，涵养了生生不息的民族信仰和人文底蕴。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传承和保护乡村文化，合理利用科技创新推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深入挖掘、弘扬优秀的乡村文化遗产，让其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创造出更大的乡村经济价值，实现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时，坚持保护发展协同，寻求古老文明和现代生活的交汇点，让更多人感受到乡村文化历史与现代融合的魅力，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农耕文化与农业遗产的利用与发展

农耕文化与农业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土壤和根基。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巧夺天工的农业文化遗产景观到耕读传家、诚信重礼的家风家训，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这些文化遗产涉及物种资源、农业技术、民俗文化、生态理念、地理景观等诸多元素，兼具农业经济、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汇集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重属性。每一处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是重要的生物、技术和文化基因库，不仅记载了农业发展的历史，而且启示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种悠久厚重的农耕文明和资源的再发展，完全可以借助新质生产力系统的生物技术和智能工具加快实施，从而推进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创新。

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借助新质生产力，加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应用，发掘其丰富内涵，推进其活化创新，加快其外译传播，对发展乡村文化新质生产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文化产业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文化的进步可以带动乡村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推进乡村社区参与文化自治：借助社交媒体和乡村社区论坛，增强乡村社区内部的互动与合作，鼓励村民参与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线上线下组织与机构的活动，如文化节庆、手工艺作坊等，激发乡村文化的内在活力，促进文化自治。

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基础与内在要求。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新质生产力为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引擎。利用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有助于实现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要全面释放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文化重塑中的动能，唯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夯实乡村文化政治基础，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方向，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力量，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激发乡村文化创新活力，拓展乡村文化传播渠道，引领乡村文化创新发展。如此，才能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技术社会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

刘泓（民盟福建省委会一级巡视员）

在信息技术迭代升级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加速进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典型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时代。这一时代变革给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衍生出诸多亟须解决的矛盾与挑战。如何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层次影响，探寻契合乡村实际情况的文化调适路径，成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技术社会学作为研究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为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独特且关键的理论视角。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

促进作用

技术赋能，激活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如同开启宝库的钥匙，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辟了全新路径。借助三维建模、高清影像采集等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能够将乡村的古老建筑、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独特的民俗仪式等珍贵文化遗产以高保真的数字形式永久保存，有效避免因时间、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因素导致的文化遗产流失。网络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限制，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高速通道，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载体，乡村文化能够迅速传播至全国各地乃至全球，极大拓展了影响力。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智能化技术为乡村文化的呈现方式带来革命性变革，观众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身临其境地感受乡村文化的魅力，为乡村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产业融合，提升文化价值。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产业融合发展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产业与农业、旅游业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出“文化+农业体验”“文化+乡村旅游”“文化+电商直播”等一系列富有创意和市场潜力的新业态、新模式，不仅丰富了乡村产业的业态、拓展了乡村经济的发展空间，还通过深度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实现了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人才汇聚，激发文化活力。一直以来，乡村振兴的主要制约要素是人才的匮乏。当前，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各地出台鼓励政策、整合资源要素，为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汇聚英才。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有知识、有技能、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返乡创业，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这些人才在乡村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乡村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不利因素

数字鸿沟与文化不平等。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文化不平等。部分乡村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网络覆盖不充分、数字化设备短缺，难以有效参与数字文化的创造与分享，导致文化资源分配不均，当地特色文化产品难以推向市场，进一步拉大了文化发展的差距，严重制约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和振兴。

文化同质化与原真性危机。数字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虽然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推送个性化的内容，但也容易导致乡村居民接触的文化内容趋于单一化和同质化。强势文化的广泛传播往往导致弱势文化边缘化甚至消失，乡村居民更多地接触流行文化，而对本地的传统文化关注较少，长此以往，可能削弱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使乡村文化逐渐失去其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此外，数字复制技术的便捷性使得文化产品易于被篡改和模仿，文化的原真性难以保证。

文化传承与断层风险。老年群体由于对数字技术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在新质生产力的浪潮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可能导致一些依赖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传统文化技艺难以传承下去，出现断层的风险，对乡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此外，数字平台的流量经济更倾向于娱乐化内容，忽视真正的技艺传承，导致年轻一代对乡村文化缺乏兴趣，理解浮于表面，传承链断裂。

技术社会学视角下的实践张力与调适路径

技术社会学强调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建构”关系，即技术既受到社会需求、文化、制度等因素的驱动和塑造，又反过来重塑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下通过具体案例来揭示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碰撞中“技术赋能”与“文化调适”的动态博弈过程。

贵州“村BA”现象——短视频平台重构乡土文化认同

贵州台盘村篮球赛独特的“泥地篮球赛+苗族歌舞”混搭风格迅速走红网络，年播放量突破10亿次，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使得“村BA”的相关视频能够精准推送给对体育、民俗文化感兴趣的用户，从而扩大其影响力。

我们需要关注“村BA”现象的文化调适功能：一是符号再造。村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苗族银饰、芦笙演奏、苗族歌舞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元素融入赛事的各个环节，通过这些独特的文化符号，构建起具有强烈辨识度的“村BA”文化品牌，打破了算法对城市审美的单一偏好，吸引大量观众的目光。二是权力反转。当商业资本试图对“村BA”进行商业化包装和过度开发时，村民们通过直播投票等方式，拒绝了商业冠名和过度商业化的合作模式，坚守“奖品是黑毛猪”等具有乡土特色的传统赛事规则，维护了“村BA”的原汁原味和乡土文化逻辑。

这一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技术平台虽然在信息传播和流量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使用者可以通过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和文化符号的再造，实现对技术的反向塑造和文化的自主表达。同时，这也表明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乡村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

东方黎锦——区块链技术激活文化产权

东方黎锦，是海南省东方市黎族织锦的代表。东方黎锦创新性地引入“数藏中国”的区块链技术，深入100多个黎锦村落，制作数字藏品，对黎锦、藤编、黎陶等手工艺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后上链确权，然后在“数藏中国”平台进行交易，实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该案例在文化调适方面体现为：一是代际协作。数字设计师与手工艺人紧密合作互动，通过共享数据和资源，设计师能够更好地表达创意，而手工艺人则能获得更多灵感。在这一过程中，老人凭借丰富的传统技艺知识和文化记忆，为数字化建模和文化内容的整理提供关键指导；青年负责数字化操作和市场推广，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学徒制”传承模式。二是价值重构。黎锦产业数字化转型，并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迭代。“数藏中国”将首期藏品全部收益捐给IP方东方市黎锦文化中心及东方市相关机构，用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在基于传统文化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文化传统保护的新挑战。

福建蟳埔村“人工智能簪花师”——人机协同下的文化创新

福建泉州蟳埔村为了推动簪花习俗的创新发展，引入了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技术，通过输入历代簪花样式对模型进行训练，从而输出融合现代审美的创新设计。

这个案例在文化调适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机博弈。人工智能技术等生成的簪花系列设计与传统的渔女服饰风格存在审美风格偏差，引起争议。此后《福建省泉州市地方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蟳埔女习俗簪花围技艺》发布，规范传统的簪花围制作流程、发掘和弘扬泉州传统文化。二是身份再造。年轻的簪花娘化身“人工智能训练师”，通过标注数据的方式教会机器识别“蟳埔味”美学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簪花娘重塑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成为推动簪花习俗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人工智能开始定义“传统”时，技术正在模糊“文化传承”与“文化发明”的边界，即技术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在改变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这提醒我们需要警惕技术对文化本质的影响，保持对文化传统的敬畏之心。

构建“韧性适配”机制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应推动构建一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保护乡村文化特色、促进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韧性适配”机制。

技术赋能与文化保护的平衡

一是建立数字技术“负面清单”。明确禁止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手工技艺、过度商业化开发导致文化遗产破坏等可能对乡村文化造成负面影响的技术应用，划定技术介入的文化红线，确保技术发展与文化保护相协调。例如，禁止完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确保手工技艺的核心价值得以保留。

二是加强技术应用监管与评估。建立健全技术应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乡村数字技术应用的监管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障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比如，设立技术应用评估标准，涵盖文化保护、经济收益、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定期开展技术应用效果评估，邀请专家、村民代表和文化传承人共同参与；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技术应用方案，确保技术赋能与文化保护的平衡。

村民主体性与数字素养的提升

一是培育“数字乡贤”。选拔一批既熟悉5G直播、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又对村落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和深厚情感的人才，通过培训、扶持等方式，使其成为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转译者”和“推动者”，促进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比如，开展专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数字技术基础知识、文化数字化应用、网络营销等；设立“数字乡贤”扶持计划，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鼓励返乡人才开展文化创新项目；建立“数字乡贤”交流平台，促进不同地区“数字乡贤”之间的经验分享与交流合作。

二是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乡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提高乡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激发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在乡村学校开设数字技术课程，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开展面向成年村民的数字技能培训，内容包括社交媒体运营、电商直播、数字内容创作等；设立数字素养教育专项基金，支持乡村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服务配套与文化创新的支持

一是建设“文化数字中枢”。在县域层面建设“文化数字中枢”，为各村提供低代码工具包、数字资源库等公共服务，降低乡村文化数字化的门槛和成本，同时避免平台企业对乡村文化的算法劫持和数据垄断，保护乡村文化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可以建立县级“文化数字中枢”平台，整合区域内文化资源，提供一站式数字服务；开发低代码工具包，简化数字技术应用流程，降低乡村居民使用数字技术的门槛；建立数字资源库，收集和整理乡村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等资源，为文化创新提供素材支持。

二是设立文化创新基金。建立乡村文化创新发展基金，制定完善的基金管理办法和项目评审机制，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的创新实践和项目开发，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资金保障。设立专项基金，每年投入一定资金支持乡村文化创新项目；建立项目评审机制，邀请专家、文化传承人和村民代表共同评审项目，确保项目质量和文化价值；设立乡村文化创新大赛，对优秀的乡村文化创新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和荣誉表彰，激发乡村居民的创新积极性。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技术社会学为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乡村文化需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积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入探索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度融合路径；加大实践探索力度，建立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基地，及时总结推广乡村文化振兴的成功经验；加强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乡村文化振兴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

赵麦茹（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侯惠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承载着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智慧结晶。在数字经济浪潮与新质生产力崛起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激活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路径。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新特征

技术赋能：从“游戏场景”到“乡村文化”的数字化跃迁

乡村文化振兴依赖悠久的传统文化以及广袤的地理空间，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历时性面向的文化传承性、共时性面向的文化地域性等特质满足乡村文化振兴的传统性要求。例如，为了制作游戏《黑神话：悟空》，游戏团队花费三四年时间，对山西玉皇庙、重庆大足石刻、浙江时思寺等多处名胜古迹进行实景扫描，足迹遍布全国100多个地方，很多实景、实物都在游戏中得到合理的呈现。在游戏开发时，团队还尝试用陕北说书的形式进行配乐，其与人物角色、苍凉的背景非常和谐，传统曲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巨大潜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了起来；通过数字化手段，乡村的文化遗产、民俗风情等得以被重新发掘、记录和传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历经20余年探索，通过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3D高保真数字测量与重建技术，对中国五大石窟等代表性龛像进行等比例复制，为其建立可永久保存、持续再现的数字档案。东莞市文化馆也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升级，打造1：1线上元宇宙文化馆。在东莞市文化馆非遗数字展厅，观众可以多终端浏览数字元宇宙展馆，观看龙舟、舞狮等非遗展品，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产业融合的数字化趋势：从“数字藏品”到“乡土经济”的价值链延伸

数字藏品是数字科技和文旅、文化产业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既可以令传统文化“活”起来，又可以带动旅游产业“热”起来的绝佳载体。数字藏品通过技术手段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在文化资源开发上具有广阔前景，可为旅游、艺术、文创等行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为推动中国乡村非遗的保护工作、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提供强劲助力。例如，一站式数字藏品电商平台十八数藏携手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茶百戏唯一代表性传承人章志峰，围绕集茶艺、音乐、戏曲、文学、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茶百戏，推出了一系列动态数字藏品，展现了茶汤里的书画艺术和茶文化。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困境及原因

2024年是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我国非遗传承保护体系总体更加完善、活态传承日趋繁荣，但部分非遗仍面临“人走艺绝”的境况。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核心困境：传承危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传承主体的“活态化”文化形态。从全国范围来看，非遗传承人普遍年龄偏大，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平均年龄为63.29岁。缺乏新鲜血液，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会陷入“技术无人用、文化无人传”的困境。非遗传承具有内容的特殊性与局限性、技术的繁琐性与传统性，只从事该项工作难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收入，一些传承人因此转行或开展副业。同时，乡村数字文化内容匮乏，乡村地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许多民俗活动和历史故事由于缺乏数字化处理，无法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面临困境的原因：创新能力弱

部分非遗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未能与时俱进，无法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观念相结合；一些产品表现形式过于陈旧，无法满足当代人的审美偏好和生活需求。比如，一些乡村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和曲目多年来一成不变，很难吸引年轻一代的目光。此外，乡村地区缺乏既精通非遗技艺又具备现代创新思维和商业运营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乡村非遗文化传承人与创作主体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变化时，难以主动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融入新的文化元素，挖掘新的价值点，从而限制了乡村非遗文化在现代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导致其难以流行开来。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

强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是乡村非遗振兴的一条新思路。以《黑神话：悟空》为例，作为现象级游戏，其成功不仅是文化叙事的胜利，更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创意领域的集中迸发。游戏通过对前沿技术的系统性整合与创新应用，重构了传统文化的表达范式，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鲜活样本。这款游戏通过虚幻引擎5、3D扫描等前沿技术重构《西游记》文化符号，其成功经验为破解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中的困境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实践范式。

IP矩阵赋能：打造“IP+非遗”

应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内核，着力构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IP生态链，以全新思路推进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在当代社会赋予其新的活力。以IP为核心，通过文学、游戏、音乐、影视、动漫等多领域开放、融合、协同发展的形式，实现文化产业中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的相互赋能与共同提升。“IP+非遗”的结合，既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的桥梁，让非遗真正“活”起来、“走”出去。例如借助游戏《黑神话：悟空》，山西在春节期间推出了“五大古城集五福”“1947文化园——梦回中国年”“跟着悟空游山西，相约忻州过大年”春节特色旅游线路等春节文化旅游产品，全省各市、各景区都立足自身文化，推出特色体验、年俗非遗表演等项目。此外，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应当采取多样化的内容和形式来推动乡村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乡村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同时，设计赋能“科技+文化”的非遗活化，也是一种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建构过程，实现以“文化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文化振兴。

人才内生：培养本地化人才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要力量是本土人才，应着力发掘和培养本土专业化人才，为非遗人才助力乡村振兴搭建平台。支持各地依托市场潜力大、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传统工艺项目，持续推进非遗工坊建设，组织系列技能培训、展示展销活动，为非遗类乡土人才提供干事创业的平台，从而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同时，加强引导社会各界人士投身本土建设，积极引入专业的设计、营销团队，帮助乡村非遗提升产品设计水平，优化包装，借助电商平台等新媒体手段开展精准营销，增强市场竞争力，深入挖掘乡村非遗背后的故事。此外，加速构建数字非遗核心人才梯队，利用工作坊、非遗培训基地及职业院校等平台，开设专项课程，培育具备非遗底蕴的数字化专业人才。完善城市数字化专家服务乡村的激励机制，鼓励返乡创业者投身非遗事业，并给予政策扶持，以加速数字非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诚如《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骥所说：“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爆火不仅是中国游戏产业的里程碑，更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其展现的新质生产力，本质是数字技术、文化基因与系统创新的三元融合。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不再受限于物理世界的资源禀赋，通过技术升维可构建“数字文化双螺旋”——既用技术保存文化DNA，又以文化定义技术进化方向。这种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正如游戏中金箍棒的“如意”特性：当技术成为自由灵活的文化表达工具时，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便真正获得了“七十二变”的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