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今年以来，国家在稳就业方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各地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多措并举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巩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展开探讨。现将来稿刊发如下。

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赖德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这为我们认识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系，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质生产力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实现充分就业，而且要实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对此，依靠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难以做到，必须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它将通过岗位创造效应、工作多样性效应和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新质生产力的岗位创造效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存在岗位创造效应和岗位破坏效应，正如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生产力的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工作岗位的创造和破坏，但这两种效应孰大孰小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创造效应显然大于破坏效应，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和劳动力都增加了很多倍，但各国的失业率并未大幅度增加。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而来，将极大地改变工作的性质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对工作岗位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也将更加剧烈、更加复杂。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它正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根据国家数据局编制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年）》，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0%左右。这会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使一些传统岗位消失，有些人需要转岗再就业，同时也创造了数以亿计的新就业岗位，成为了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核心驱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多样性效应。工作多样性意味着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选择，包括工作岗位的多样性、工作方式的多样性等。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工作岗位和工作方式相对单一，比如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工业社会的“朝九晚五”等。美国人力资本研究专家约翰•布德罗等合著的《未来的工作：传统雇用时代的终结》一书中，用“盒子”来形容这种情况：“我们的世界由很多盒子组成，企业是大盒子，各种工作是小盒子，盒子最里面是坐在工位上的员工。没错，这就是人类的工作方式。”但在新时代，随着科技创新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强，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方式可供选择，毕竟每个人的就业期望不一样，有人喜欢稳定的工作，有人喜欢灵活就业，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就业期望也可能不一样。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能催生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诸多新的职业序列和就业增长点，创造多样化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方式。就工作岗位来说，数字经济催生的工作岗位可谓种类繁多，如网络主播、人工智能工程师、新媒体营销师、物联网架构师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些年，随着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稳步推进，催生了很多绿色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同时，延续2015年版的做法，标注了134个绿色职业，反映出数字经济和绿色产业在推动工作岗位多样化中的重要作用。就工作方式来说，在办公室全职上班仍为主流，但居家办公、移动办公等工作模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工作多样性更为丰富，并极大地扩展了就业的选择空间。

新质生产力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相比就业的充分性和丰富性，就业质量更难于衡量，因为这既涉及客观维度，也涉及主观维度。然而，工资收入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方面。工资收入比较高意味着就业质量高，就业较为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工资收入要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否则不可持续，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也意味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必须以提高生产率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学上也被叫作“索洛残差”，即剔除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它由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管理方法、资源配置方式等决定。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使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既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不断向中高端迈进，又优化城乡间、地区间、产业间的资源配置，使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地方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能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为提升全社会的就业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向好态势，就业大局总体稳定，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稳就业压力比较大。为此，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发挥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是创新，因此，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高水平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一是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等各有不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切入点、速度、重点、难点等也就不一样，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应结合实际，各展所长，形成多个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心。二是要体现就业优先。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就业优先政策，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尽可能放大其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减少其破坏效应，从而增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这要求坚持就业优先，以先进生产力为引领，形成更加多元的生产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创造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特别是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广大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新质生产力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技术含量较高，大多对专业、技能等有较高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较高素质才能胜任。打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才能使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发生“点石成金”式的跃升，破解“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为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加快建立由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特别是要加大理工农医类紧缺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学生的数字技能和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毕业生对科技进步、产业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变革的适应性。对于已经就业或需要转岗再就业的劳动者，则要加大培训力度，构建覆盖职业生涯全过程的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培训的便捷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不断更新，具备以变应变的能力。

塑造新型生产关系。马克思曾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也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演变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此，要继续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坚持先立后破，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从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来看，当前阶段的紧迫任务是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建立与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多样化就业岗位的吸引力。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统筹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王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区域城乡室主任）

王铁铮（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数字经济创新研究所决策咨询部主任）

就业乃民生之本。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提出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

我们要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完善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为抓手，持续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当前我国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尽管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保持总体平衡，但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

在劳动力需求方面，我国不断培育创新动能，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增强就业优先的宏观政策效能，劳动力需求总量保持增长态势。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2020年的8.8亿人下降到2024年的8.58亿人。按照目前总体劳动参与率水平估算，到2035年劳动供给缺口预计将扩大到2000万人左右。

结构性就业矛盾已成为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就业难”和“招工难”现象并存。一方面，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劳动者知识技能不适应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致求职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在逐步加深。部分行业和企业用工缺口较大，尤其缺少技术技能人才。结构性就业矛盾既是长期性难题，又是深层次症结。只有解决好这一矛盾，才能更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推动重点行业、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保持稳定，青年人失业率连续三个月下降。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仍需关注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充分就业情况的长期改善。推动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拓展重点行业领域就业空间

一是扩大服务消费。有效促进商贸、教育、医疗等行业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增强网络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企业、机构用工需求，更好地带动经济循环。

二是统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传统制造业为基础，运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生产制造全过程、产业链全环节进行升级改造。同时，建立产业发展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联动机制，拓宽职业发展空间，解决制造业智能制造领域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

三是加大精准帮扶和金融支持力度。聚焦餐饮、休闲、文化、健康等服务业的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在全生命周期的发展特点和突出诉求，分类分型加强政策精准供给和梯次帮扶培育，形成稳岗扩岗的系统性政策支持体系。

四是重点关注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障灵活就业。加快探索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织牢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网。

拓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道路

一是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扩大高端科研机构及其辅助岗位的招聘规模；推动高校建立更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和灵活就业见习基地；加强高校对新就业形态的就业指导，开设新就业形态相关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转变就业认知，充分利用新经济形态平台实现多元化就业创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机制，如企业聘用应届毕业生超六个月的可申请岗位补贴，补贴标准可依据就业吸纳能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实施应届毕业生就业奖励计划，如应届毕业生在制造业等用工紧缺行业的民营企业连续在岗六个月起可申请就业奖金，在岗时间越长，获得的奖金越多；切实发挥好国有企业劳动力“蓄水池”功能，推动国有企业承担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责任，更加积极、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就业吸纳潜能。

二是加大对长期失业青年再就业支持力度。加强顶层设计，将促进长期失业青年再就业工作纳入我国改善民生的政策体系，出台促进长期失业青年再就业创业的专项实施意见，明确相关部门职责、责任机制和激励办法；发挥全国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用，在各级共青团组织协助下，对辖区内的长期失业青年进行定向精准摸排、数据监测和信息反馈，为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的长期失业青年建立专门信息数据库，根据其特长和兴趣爱好进行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精准匹配职业岗位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机会；加大青年就业创业典型个案的宣传报道和信息精准推送力度，定期组织专家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鼓励青年主动就业创业。

三是引导高龄农民工转岗就业。为高龄农民工构建“链式闭环”服务，将就业登记、技能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衔接起来，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性、实效性；创新高龄农民工用工机制，打造企业联合用工调剂平台，发展服务外包，提高用工对接弹性，吸引高龄农民工在不同企业、不同环节交替上岗；提升高龄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转岗能力，支持高职院校、职业学校、就业培训中心、企业对高龄农民工开展培训；增加高龄农民工、偏远地区群众在本地的就业机会，扩大以工代赈规模，鼓励平台经济在偏远地区开设服务部门，更好地调动偏远地区闲置劳动力；加快建设规范化零工市场，创新发展灵活用工服务，带动高龄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

主动应对人工智能对部分领域就业的影响

一是对于未来可能被人工智能大量替代的行业和岗位，启动再就业专项研究，并加快培养劳动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人才，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加快构建新的人才能力素质模型和课程培养体系，特别是加快对通用人工智能赋能软件代码、语言学习、艺术创意等领域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二是尽快完成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明确规制手段与各方责任。在设计规划法律框架时，应当充分评估包括就业、职业伦理等在内的各类风险，采用回应型风险规制思路，在不涉及重大伦理问题的情况下，选择介入程度较低的规制手段；反之，则应充分讨论和评估其伦理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选择事前许可并配套强制性责任机制等介入程度深的规制手段。

三是对有群体性替代挤压效应的技术要循序渐进地推广。对涉及群体众多、被替代性较强的职业领域，要配套出台过渡期政策，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帮助被替代就业群体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化。鼓励和引导平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通过设立就业基金等方式扩大技术应用成果的普惠面。如面对无人驾驶技术落地，要研究专项政策，给予出租车司机转岗或再培训的机会，帮助其学习新技术，适应无人驾驶技术带来的就业变化。对无人驾驶汽车行业进行税收或费用调整，以缓解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加强与科技公司的合作，为出租车司机等群体提供在无人驾驶汽车行业中的就业机会。

推动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适配

单大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职业教育是为使受教育者获得生产劳动所需的专门知识、技术技能、职业素养等综合素质而实施的教育。让更多城乡劳动者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是推动高素质劳动者更加精准匹配产业需求的重要途径。

职业教育与高素质劳动者队伍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和专门人才，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后者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基本盘”和“底色”。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长时间、积累性、多样化的教育训练过程：通过家庭教育、初等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使劳动者获得最低程度的知识、观点、社会准则和经验。但在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的背景下，劳动者仅有这种素质结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训练。其中，一部分学习者通过升学接受更高层次的普通教育，成长为专门人才；更多的学习者则面向就业市场需求，通过接受包括就业教育、就业后提高教育在内的职业教育，成长为具有技术知识和职业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

这里的职业教育，既包括职业学校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其中包含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不同方式的教育形态。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形式灵活开放，面向全体劳动者和社会需求，贯穿全生命周期，因而更具有大众教育的意义，也是构建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的基础。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先验地掌握某种劳动技能，仅靠在劳动中获得直接的生产经验也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接受某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已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劳动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些技术复杂、专业性强以及涉及安全、健康、消费者权益等的职业，政府或行业会建立“先培训，后就业”的就业准入制度，即强制要求劳动者必须经过职业培训并取得从业资格之后方可上岗。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设备更新和生产工艺变革加速，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更高，需要通过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才能将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科技创新的结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相比就业后培训的职业教育形式，职业学校教育具有就业准备教育的性质，包含对学习者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的全方位培养，涉及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等各个环节的系统设计，是职业教育的主体，对于整个职业教育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供需适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职业教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产业发展对劳动力技能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对职业学校来说，这种适应首先体现在专业设置上。专业是基于社会对不同行业和岗位的人才需要所确定的学业的特定领域或方向，是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体，决定着课程教材、教育教学、实习实训、师资配备等一系列设置。由于职业学校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人力资本培养和训练活动，设置什么专业就决定了职业学校面向什么样的行业领域、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而对学习者来说，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技术技能、实现什么样的职业发展，则要受到所学专业的制约。因此，职业学校是否办得好、是否对学习者有吸引力，就取决于设置的专业能否与产业人才需求适配。

然而，真正做到供需适配并不容易。我国原有的依托行业企业举办职业学校的体制，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组织方式相适应，这种体制通过招生、培养和就业的一体化管理，较好实现了人才供需匹配。在世纪之交的教育体制改革中，这一体制逐步转变成为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教育（劳动）等部门为主实施行业管理的体制，目的是打破部门封闭办学的弊端，实现教育全行业管理，更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组织方式。在新的体制下，各类职业学校虽然获得了包括设置专业、选用教材、安排教学、选聘教师等多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职业学校办学与产业的对接，仍然处在艰难的适应过程中。

一是由于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周期，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必须具有前瞻性，才能跟得上产业人才需求，这需要办学者具备极强的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二是受经济周期、外部环境、技术突破等因素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总是在变化，人才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求职业学校必须进行常态化专业动态调整，而学校办学的连续性、系统性又要求专业布局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三是职业学校自主办学以后，由于缺少行业企业的需求牵引、资源投入和人才指引，办学者无法从产业界及时获得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反馈，也就难以对分行业分领域的人才需求作出精准分析。四是我国职业学历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仍处在加快普及阶段，供方市场特征显著，政府、行业和社会缺少对职业学校就业质量的监测、评价、反馈，导致职业学校尚未形成主动适应产业需求、建立竞争优势的意识，许多学校尤其是中职学校仍然以升学为导向。

针对上述难点，一方面需要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专业目录、行业企业发布人才需求信息等方式，对职业学校专业设置进行宏观指导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学校布局、办学体制、培养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以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促进供需适配

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并不只是设置什么专业的决策问题，而是涉及职业学校自身如何定位、凝练办学优势和特色、设计专业培养方案、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形成就业市场正向反馈的系统工程，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综合改革。笔者认为，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如果没有行业企业参与，专业设置就很难瞄准产业需求。因此，应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鼓励行业企业直接举办职业学校，不能直接举办的，也要超越目前的行业指导、校企合作、学生实习等层面，改革职业学校治理机制，探索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让行业企业真正参与举办、管理、培养、就业等环节。

二是扩大职业学校办学投入。专业设置是否合理、是否与产业适配，既要看市场需求，也要看学校自身是否具备开办相关专业所需的经费、师资等条件。根据相关研究，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三倍左右。然而在现实中，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投入却低于普通教育。比如，2023年中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为1.67万元，低于同等层次普通高中的1.81万元。如要做到专业适配，就必须加大办学投入，可以采取政府、学习者、行业企业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的方式。

三是推进职业学校合理布局。首先，在规模上要顺应各学段学龄人口渐次减少、职业发展渠道复杂多样、劳动者技能要求提升等新特征，适当收缩中职规模，稳步扩大高职规模，提高职业教育办学重心，这也能为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腾出空间。其次，在区域布局上不必追求整齐划一、绝对均衡，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可能在产业集聚地区邻近布点，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统筹，扩大发达地区高水平职业学校面向中西部农村地区招生，从整体上办好职业教育。

四是改革职业教育评价制度。职业教育评价包括党委和政府工作评价、职业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对于专业设置具有很强的牵引作用。主要由地方政府举办的职业教育，既有扩大域内人口受教育机会的民生属性，也有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人才的服务属性。但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跨区域外部性，其服务属性往往被忽略，主导的评价还是“升学”“升格”等。未来要在国家层面加强指导和规范、层层传导，各级党委、政府也要主动作为，以全面的职业教育政绩观，引导职业学校主动与产业需求适配。

“人工智能+”行动重塑就业版图

张吉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先华（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

当前，我国就业面临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挑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迅猛发展，既对传统就业模式形成一定冲击，也蕴藏着开辟就业新空间的巨大潜能。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其核心在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重构生产链条、孵化新兴业态、激活创新动能。历史经验表明，重大技术革命最终将显著扩大就业总量并优化就业质量。面对本轮人工智能浪潮，应从被动防范“机器替代人”转向主动塑造“人机协同共创”的就业新生态，为达成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开辟新路径。

“人工智能+”行动与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工智能+”行动的本质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通用性赋能工具，使其广泛覆盖制造业、农业、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与各行各业融合，驱动生产率和价值链的跃升。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充分”是基础，要通过经济增长与就业政策协同，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合理区间，保障重点群体就业；“高质量”则是本质跃升，呈现为多维度的结构性优化。

“人工智能+”行动深度赋能正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就业协同新范式的关键引擎。首先，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催生了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等职业，直接拓展就业容量。另一方面深度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岗位价值跃升。创造新岗与升级旧岗并举，为就业总量持续扩容和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可持续动能。其次，人机协同将推动释放人力资本高维价值。人工智能高效承担规则明确、重复性高的任务，使人力资本向战略规划、危机处置、情感交互等更高阶、更难以被替代的领域迁移。通过机器进一步解放人，是提升就业质量的核心路径。最后，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度融入就业服务与市场体系，推进和谐就业。智能招聘平台可精准匹配人才技能与岗位需求，政府可动态监测就业结构与缺口并精准施策。“人工智能+”行动有效支撑了就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人工智能+”行动开辟就业新空间的多维图景

“人工智能+”行动正不断开辟层次丰富、类型多样的就业新空间，构筑起技术驱动、产业融合、普惠共享的就业增长多维新格局，为达成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供关键支撑。

在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人工智能原生领域孕育出高精尖岗位集群，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科学家、算法工程师、人工智能系统架构师与芯片设计工程师分别聚焦于理论创新、算法设计、算力调优与硬件突破。应用层面的提示词工程师则通过精准的语义指令设计，显著提升模型输出质量与效率。这些岗位构成了从基础研究、工程化落地到商业价值转化的完整人才链条。权威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人工智能相关职位增幅超过七成，其中核心研发岗位占比近四成，凸显技术创新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强劲拉动作用。

伴随人工智能应用的规模化与复杂化，支撑其稳健运行与合规发展的基础设施层催生了大量新兴职业。人工智能训练师与数据标注专家的工作已升级为需要掌握垂直领域知识的多模态语义对齐服务；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专家负责构建开发框架，防范算法偏见与隐私泄露风险；系统运维和安全队伍则保障着千亿参数级模型的稳定、高效与安全运行。这些支撑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是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成熟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保障。

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国民经济主战场催生系统性变革与“新领”职业崛起。制造业领域的智能化转型推动就业结构向价值链上游迁移。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直接催生了工业机器人运维工程师、自动化流程优化师、智能仓储系统管理员等新岗位；传统工人通过技能提升可转型为人机协作协调员、数字化工艺师，实现岗位价值跃升。服务业领域的电话客服、基础翻译、银行柜员等岗位被替代风险突出，但也催生了智能服务训练师、专业领域翻译专家、数字金融合规专员等新兴职业。在农业领域，无人机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催生了大量智能飞防师；精准管理光温水气等参数则需要温室环境调控师通过物联网完成。在医疗健康行业，手术机器人协调员等新兴角色深度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并提升了诊疗精准度等。在城市治理和服务层面，城市交通优化人员基于智能算法调整交通策略，风险控制专员部署深度学习模型强化金融安全，司法人工智能伦理监督员确保技术应用合规，这都显著提升和保障了公共服务效能与城市韧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惠化应用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激活了微观层面的就业活力。生成式设计、智能剪辑、低代码开发平台等智能工具的普及显著提升了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效率和收入，催生出人工智能设计师、提示工程师、虚拟主播运营师等就业形态。人工智能工具还大幅降低了创业门槛，残障人士可以通过语音合成系统担任在线客服；家居作坊使用3D建模软件与智能切割机实现了家具单人定制；农村直播基地里的方言主播用人工智能实时翻译技术将土特产销往中东欧国家。与此同时，面向全民的技能适配体系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应用培训师岗位同比增长320%，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模持续扩大；适老化改造与特殊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彰显了技术进步的普惠价值与社会温度。

尤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更在深层次上优化了就业质量，增进了劳动者福祉。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矿山工人可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视觉监测系统可减少化工人员接触有毒有害环境时长。这些都可系统性降低职业安全风险，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提升劳动创造的价值密度和个体成就感。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开辟就业新空间的关键路径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点任务。政府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快速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我们应意识到，“人工智能+”所开辟的广阔就业前景与伴生的结构性挑战并存，亟须系统性、前瞻性的政策协同，方能将技术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持久动能。

首先，应进一步深化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就业转型提供坚实保障。可将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深度融入国家就业优先战略体系。例如，河南省实施“人工智能+”高质量就业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实现人工智能应用、高质量就业和紧缺人才培养协同联动。社会保障体系须与时俱进，探索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制度安排。例如总结推广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试点经验，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落地，破解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难题。同时通过专项信贷支持、财税激励等措施，引导企业加大智能化投入并同步扩大高质量就业容量。鼓励建立覆盖地区和行业的就业动态监测预警平台，整合企业用工、技能需求等多维数据，构建岗位创造系数、技能错配指数等指标体系，实现对区域、行业结构性失业风险的精准识别与早期干预。

其次，应加速教育体系与技能生态的结构性重塑，破解人才供需错配。研究表明，当前职业结构与技能匹配失衡的趋势突出，部分教育和培训体系未能跟上职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技能缺口。我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亟须打破学科壁垒，大力推广交叉培养模式并深化产教融合。可推进建设“学分银行”和“技能资历框架”等创新技能认证机制，认可慕课、企业内训等多样化学习成果，大力发展“人工智能+X”复合能力认证体系，弥合巨大的人才供给缺口。

再次，应强化产业深度应用与场景创新，筑牢就业扩容主引擎。政策资源须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领域倾斜，激发其创造高质量岗位，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形成规模化应用。平台经济作为吸纳灵活就业的重要渠道，其治理须在激发活力与保障权益间寻求平衡。

最后，应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与伦理安全体系，护航技术向善发展。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伴生算法偏见、隐私泄露、安全风险等新型挑战，需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框架。加快制定并完善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国家标准，对高风险系统实施强制性的算法偏差检测与透明度要求。鼓励发展人工智能伦理审计、算法公平性评估、数据隐私保护等专业化服务，为相关产业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

此外，还须加强宣传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拥抱变革、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支持劳动者在技术迭代中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确保人工智能红利广泛惠及全体劳动者。

通过制度保障、教育转型、产业深耕、治理完善与终身学习文化氛围培育的多维协同，我国方能有效驾驭人工智能浪潮，化挑战为机遇，开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广阔新空间，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