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深刻论断，不仅是对一项千年水利工程的高度赞誉，更是对中华治水文明基因的精辟提炼。从大禹“三过家门”的执着坚守，到西门豹“引漳水溉邺”的惠民之举，再到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的传世匠心，治水之道与治国理政始终围绕“民本”内核持续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启了治水新纪元，始终把治水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引领新时代治水实践，推动国家水网加快构建，在治水征程上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人民至上”是中华民族贯通古今的治水之道与治国理政根本理念。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华“民惟邦本”思想的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古今治水皆需组织动员人民、保障民生福祉，这深刻印证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逻辑。从都江堰的千年泽被到新时代的治水思路，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均体现了这一根本立场。它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以人民福祉为依归，是“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必须锚定的价值基石与实践准则。

因地制宜是符合国情的治水治国方略

“因地制宜”强调决策制定必须实事求是立足具体实际，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都江堰治水之要，在于因地制宜依托地形地势、水沙运动与河道演变规律。李冰父子没有墨守成规筑高堤、修大坝，而是率领百姓深入岷江两岸，察水势、观地形、辨砂石，确立了“深淘滩，低作堰”的近自然工程原则，顺应自然之力，以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控流，终将汹涌岷江化为润泽天府的千年清流。

现代治水更加强调“因地制宜”的空间条件，即在遵循国家江河保护治理总体战略与统一规划的前提下，依据不同流域、不同区域独特的自然条件、水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突出问题，采取精准而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宏观布局上，以流域为单元统筹规划，构建与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水网工程格局；中观定策上，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动区域发展与水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应，实现生态、安全与发展的多元统筹；微观落地上，针对不同地区的水问题类型，推行“一河一策”实现精准施策。“因地制宜”的治水智慧，通过对水与空间关系的科学调控来赋能区域发展，其根本宗旨在于精准保障民生水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治水实践中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当代治国理政中，“因地制宜”要求宏观战略落地必须建立在对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把区域差异性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制度优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并要求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既确保中央决策部署不偏离、不懈怠、不走样，同时允许地方在落实路径、政策组合与项目抓手上形成“各展所长”的最优解，在“一盘棋”中研究提出差异化协同发展的新目标新举措。“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因地制宜”作为规划编制的重要原则，正是为了既鼓励地方积极作为，又通过统一规则与有效监督把地方探索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轨道，从而在制度上保障国家宏观目标能够精准定位、因地施策地落到实处。

顺势而为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

治水的本质是一种“顺势而为”的系统调控，顺应水流、借助落差、引导主流，让洪水有路可泄、取用有水可引、泥沙有法可排。都江堰工程不正面对抗岷江的夏汛冬枯，而是通过精妙的布局“顺势利导”，最终实现了旱涝同防和水沙共治，造就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美名。大禹“疏导九河”、贾让“治河三策”、潘季驯“束水攻沙”等体现了治水智慧，历代治水先贤在深刻认识水势、地势、时势基础上，保障农业生产、改善民生福祉，共同铸就中华治水文明深厚的人民性底色。

当代水治理中，“顺势而为”是一种尊重自然规律、善用现代科技、回应发展需求的系统性政策思路，通过系统性的工程与非工程措施，主动引导、科学调控，最终实现人水和谐。旱涝灾害防治从“控制”转向“管理”与“适应”，系统布局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科学运用“蓄、滞、泄、排”等综合措施，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增强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主导调控能力，实现从局部治理到全国统筹、顺应区域发展需求的根本性转变。河湖治理顺应并修复自然河势，摒弃向河湖过度索取，还水于河道，复苏母亲河，通过智慧感知精准把握水势，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的人水和谐共生新格局。

从治国理政的视角看，“顺势而为”体现为对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与主动驾驭。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澎湃，“顺势”的首要之义便是牢牢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实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旨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将趋势性机会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我国直面未来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方向、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等“大势”，将短期稳增长措施与中长期增能力建设相贯通，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在积极应对外部挑战与主动顺应内部变革的双重驱动下，把握由此形成的内生发展机遇，以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升级为核心抓手，通过扩大就业、优化供给及深化产业链融合与场景创新，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切实改善民生，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成果服务于“人民至上”根本宗旨的价值回归。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特质

都江堰将人和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无坝设计保持了岷江生态连通性，“四六”分水协调了人水关系，岁修制度确保了治水的社会集体参与，积极发挥了劳动人民主观能动性，形成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天人合一”智慧。作为岷江自然水系良性循环的一部分，都江堰成为天府之国经久不衰的千年水利基础设施，并以最朴实的方式实践了可持续发展共同体理念。

从“天人合一”的视角看，“江河战略”到“国家水网”治水实践的演进，标志着当代治水不再把一条河、一个湖当作孤立的资源对象或工程对象来治理，而是把河湖置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中，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以及区域发展关系放到命运共同体的共治框架中综合治理。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打破治水要素割裂、部门分治的桎梏，把河湖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动脉”，在全要素、全链条、全空间的系统治理中实现长期稳定与整体改善，正是“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指导下重构和谐人水关系的现代化实践。

把增长、结构、生态、安全、民生放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中统筹推进，是治国理政从“天人合一”治水之道中获得的重要启示。治国理政需要更强的政策协同与系统集成，不能在面对气候变化、产业转型和民生发展等挑战时各扫门前雪、各算一本账，而要加强跨领域、跨地区的政策协调与利益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协同效应。一方面，在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与治理现代化上持续“深淘滩”，在统一政策框架下完善区域协作、产业分工与公共服务均衡，提升新质生产力和不断降低系统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安排“低作堰”共享发展红利和扩大内需，避免同质化内卷与低水平内耗，推动中西部与东部、上游与下游形成更紧密的协同和共赢格局。最终，以民族命运共同体整合多元目标，将“天人合一”的文化智慧升华为“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现代治国理政实践，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底座。

利民是治水治国的根本

都江堰历经2000余年而不衰，其最根本的成功密码在于它践行了“治水利民”的宗旨，是我国水利工程造福万民、泽被千秋的生动写照。工程的长期维护依赖官民共治的乡规民约和持续投入，这本身也体现了治水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内在发展逻辑。

“治水利民”的智慧，在新时期治水实践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国家水安全屏障，以优质的水利服务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要“聚焦民生水利需求”，全力抓好农村供水保障，加快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夯实粮食安全的水利基础；要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共享水利发展成果”，通过建设幸福河湖、实施乡村河湖治理，直接提升人民群众的亲水获得感、居住安全感与生态幸福感。水利发展的成效，最终要用“让人民评价”的标尺来衡量。

治国理政方略必须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民生为大”和“坚持守牢底线”并重部署，将“利民”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目标、扩大内需的动力来源。“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坚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等要求，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纵观历史，从都江堰的潺潺清流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华文明独特的治理智慧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从治水之道中汲取的治国理政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

从治水之道出发体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的远景蓝图，贯穿其中的是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与现代化实践蓝图。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实践为本的“因地制宜”，始终秉持洞察规律、真抓实干的“顺势而为”，始终追求人与自然、发展与安全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始终恪守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水利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自觉运用这一源自中华文明深处的治水智慧，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新篇，并为人类探索全球治理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河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