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强国根基、增进农民福祉的战略举措。近期，民盟中央第四届乡村振兴发展论坛在河南济源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题，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现将部分论文刊载如下。
扎根西部的“新农人”：破解现代化大农业
人才瓶颈的实践样本与政策启示
昝林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杨运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助理）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一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再是单一的生产环节，而是涵盖生产、加工、流通、服务、文旅等多元功能的产业体系。这就要从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三方面发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的发展。西部农业在全国具有特殊地位，近年来，“新农人”这一新兴群体正在西部崛起。他们带着知识、技术与新理念扎根西部，正成为推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生力军。
“新农人”群体的结构性跃升
规模扩张与产业集聚
过去五年，西部“新农人”群体呈现显著的回流增长态势。从数量上看，返乡入乡就业创业人员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并非短暂的政策效应，而是西部农业比较优势提升后的市场选择——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冷链物流普及、电商渠道下沉，西部特色农产品的价值释放通道正在打通。从地域分布看，“新农人”呈现沿产业带集聚的特征：围绕陕西苹果产业带、宁夏枸杞产区、新疆林果基地、河西走廊戈壁农业区，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业的兴旺成为人才扎根最坚实的土壤。
结构优化与素质重构
年龄结构上，“80后”“90后”已成为中坚力量，占比超过60%，部分领域出现“00后”的身影。这意味着西部农业的生产主体正经历代际更替——父辈“老把式”的经验传承，正在与子辈“新思维”的创新探索深度融合。素质构成上，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三成，不少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复合型人才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懂种养技术，还掌握电商运营、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现代商业技能。
内涵重塑与格局跃升
这一群体的深刻变化在于内涵特质的重塑。一是科技自觉成为核心特质。“新农人”不再被动接受技术推广，而是主动寻求科技赋能。二是产业链思维取代生产思维。他们不再满足于“种好地”“养好牛”，而是着眼于“做好产业”，深度参与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三是国际视野正在形成。一些优秀“新农人”开始带着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更广阔舞台上参与竞争。
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新农人”发展瓶颈
尽管“新农人”群体展现蓬勃生机，但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更高要求下，仍面临多重制约。
科技应用碎片化制约产业能级跃升
当前农业科技应用存在明显的“点高面低”现象。智慧农业设备、数字平台往往集中在少数龙头企业或示范点，广大中小农户和合作社难以有效接入。数据孤岛普遍存在，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低，制约标准化生产和降本增效。全国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5%，但深加工及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高，反映农业产业链延伸不足。如何在“新农人”示范基础上推动科技应用由点及面，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品牌建设浅层化制约价值实现
西部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但品牌溢价能力整体偏弱。调研发现，许多县域对特色农产品的文化底蕴挖掘停留在表面，缺乏系统梳理和现代转译，难以形成独特、打动人心的品牌叙事，产品附加值低。同时，缺乏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利用数字媒体精准传播品牌故事的能力，品牌推广手段单一，难以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文创农业方面，文旅融合深度不足、缺乏品牌影响力的现象较为普遍。
要素支撑短板化制约融合生态构建
复合型人才缺乏。懂现代农业技术、熟悉地域文化、掌握数字营销和电商运营知识的“新农人”仍然供不应求；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知识结构老化，难以适应文化科技融合的新要求。基础设施短板突出。部分县域冷链物流覆盖不足，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乡村网络质量不均衡，影响电商直播、远程技术服务等应用。协同机制不健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农户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平台，文化资源如何对接科技需求、科技成果如何匹配市场需要，缺乏系统性规划。
以“新农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的路径建议
强化科技自觉，推动农业由“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提升人才、技术、品牌等创新要素的权重，借助“新农人”带来的知识溢价，重塑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一是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发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作用，推广“企业+科研团队”模式的新型研发平台。鼓励“新农人”主动对接科研院校，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二是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集成应用农业物联网、大数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育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支持“新农人”参与省级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建设，夯实“三农”数字底座。三是加速科技成果进村入户。每年推介发布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开展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培育科技示范主体，加快农业“五新”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厚植品牌根基，推动特色农产品由“资源优势”转向“价值优势”
一是深挖地域文化“富矿”。实施“一乡一品”文化梳理工程，系统挖掘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历史传说、传统工艺、生态价值、民俗风情，提炼核心文化符号。引入设计力量，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包装、伴手礼、体验项目开发，提升产品美感和文化附加值。二是科技赋能品牌塑造与传播。推广“区块链+物联网”技术，打造农产品数字身份证，构建覆盖全环节的可视化溯源体系。利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创作沉浸式、互动性强的文化内容。三是培育品牌矩阵。着力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个人IP”的立体格局，支持“新农人”参与省级品牌体系建设。
深化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由“单一种养”转向“三产融合”
推动形成“新农人越多—产业越兴旺—吸引更多新农人”的持续集聚效应，促进“人才引领、产业支撑”的正向反馈良性循环。一是推进“产加销”贯通。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支持“新农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农产品多样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二是推进农文旅融合。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三是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矩阵。依托温室大棚、研学教育等板块，开发休闲农业、生态研学等业态，构建春赏花、夏摘果、秋研学、冬农展的全季产业链，实现从果园流量到产品销量的转化。
优化政策生态，推动“新农人”由“个体回归”转向“群体跃升”
通过顶层设计，以制度性方式推动农民实现从身份到职业的历史性转变，重新构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一是实施“新农人”培育工程。聚焦特色产业开展农村实用人才、高素质农民、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育项目。支持引导科技特派员、大学生、农民工、退伍军人等返乡就业创新，通过项目引才育才，探索将服务满五年的人员纳入属地事业编制管理。二是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整合区域内种植户、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实现统一种植标准、物资采购和品牌销售，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搭建农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打通“农资农技下行”和“优质农产品上行”双通道。三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模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产业集群、产业园建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将收益更多留在乡村。四是强化政策协同保障。建立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强镇的监测评价体系，实行动态管理。推动产业集群项目优先纳入省级重大项目储备库，在财政资金、建设用地指标等方面实行倾斜。
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正孕育着一场静悄悄的农业革新。而这场革新的主角，就是千千万万个有知识、有情怀、有格局的年轻人。他们用科技重新定义农业，用标准重塑产业，用实干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光明的前景，也看到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希望。
强主体兴产业促振兴
——新时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探索
王火根（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二十大提出，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守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同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双重驱动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增加，逐步从初期的数量扩张阶段迈入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实践，不仅有效整合了土地、劳动力与技术等要素资源，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与市场响应能力，也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然而，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亟须从制度机制上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主体结构：人才存在断层，整体实力偏弱
后备人才不足。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规模持续扩展，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然而，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尤其是经营管理者“青黄不接”问题突出。经营管理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些高学历青年不愿涉足农业，老年群体又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技术与经营要求。
整体实力偏弱。受土地用途管制和用地指标限制，一些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较难申请到农业设施用地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主体进一步发展壮大。部分合作社还存在“空壳化”现象，组织架构虽全，但缺乏实质运营，难以发挥协同功能。经营性服务组织普遍小、散、弱，市场盈利能力不足，服务带动能力不强。
主体能力：传统观念影响发展，技术与需求脱节
传统观念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部分经营主体仍停留在传统农户思维，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意识，导致在融资、市场拓展、品牌建设等方面能力不足。如有的家庭农场账务不规范，难获银行贷款；部分合作社虽具备加工能力，却因资质不全被电商平台下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突出。农业科技培训多为统一部署，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难以契合基层实际。例如，一些推广项目推行成本较高的工厂化育秧技术，但农户实际更需要简便的直播技术，技术“下得来却用不上”的问题较为普遍。
产业链协同不足。部分地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产前农资统一采购和产后农产品销售等环节，在产品仓储、运输以及“三品一标”创建等方面合作较少，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间缺乏利益联结与标准衔接，风险共担机制尚未形成；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市场行情等影响，价格波动大，“增产不增收”现象普遍。
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战略推动了一批特色农业快速集聚，但部分地区发展路径雷同，缺乏产品差异化与创新支撑，造成同质化竞争，产能扩张快而市场消化能力不足，价格下跌、农户收入下降等问题较为普遍。
系统性抗风险能力薄弱。极端天气、动植物疫病、市场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频发，但部分产业链在技术、管理、金融、政策等支撑方面基础薄弱，应对冲击的能力有限。
市场和资金：销售渠道单一，融资障碍较多
销售模式传统，新兴渠道渗透不足。尽管电商与新零售快速发展，但大部分中小农业主体仍依赖集市、经纪人等传统渠道，市场空间有限、利润微薄。有的家庭农场尝试通过电商销售产品，但因缺乏食品安全资质，难以实现跨省流通。
资产难变现，融资存在障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难以获得长期贷款，即使获得授信，也需短期偿还，无法匹配农业生产周期，资金周转压力大。
农业保险覆盖不全，风险转移功能不足。保险公司多倾向于低风险项目，理赔机制不透明，农业政策性保险额度低、赔付难，农户参保意愿不强；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参保率，忽视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致使高风险主体易参保且存在虚报现象，低风险农户则选择退出，造成保险“逆向选择”问题。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构重塑：加强人才引育，激发主体活力
构建青年人才引育机制。全面实施“新农人”引育工程，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具备专业技术、创业资本和农业情怀的中青年人才，重点吸纳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及农村致富带头人投身农业发展。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力度，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建立“人才成长积分制”，将培训学时、实训成果、创业绩效和联农带农实效等纳入信用积分体系，并与贴息贷款、项目申报、社会保障等政策资源精准对接，促进青年人才深度融入农业全产业链。
优化主体发展服务。因地制宜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中心，多渠道聘用辅导员，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规范建设、财务管理、培训指导、产销对接等多方面服务。发行专项债、设立财政专项，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并将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等统筹用于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落实好农村新增建设用地、设施农业用地等政策措施，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地需求，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创造条件。
能力再造：破除传统观念，强化技术落地
实施主体能力再造计划。构建“田间学院+实训基地”培训体系，集成知识培训、技能实操和创业孵化功能。打破传统观念，实施“农业首席执行官”培养工程，积极培养农业经营管理人才，课程涵盖财务管理、供应链协同、品牌建设等模块，全面提升主体经营能力与产业认知水平。
重构技术服务体系。在省级以上示范合作社中选树一批制度完善、财务规范、经营稳健、带农效果突出的典型，打造合作社标杆样板。推动供销系统从“物资配送型”向“服务集成型”转变，构建“双师制”技术服务团队，由“科技小院”科研力量与农业推广专员、标杆合作社联动开展属地化、定制化技术指导，全面增强技术服务能力。
产业升级：重塑产业体系，强化产业协作
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进“一县一链”工程，围绕优势特色农产品，推动品种优化、无损检测、锁鲜包装、文化赋能等全产业链升级，重塑县域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动“粮经统筹”发展，鼓励在抛荒山地发展高附加值牧草或中药材等经济作物，建设“种养加”一体化绿色生产基地。
落实“四联机制”。强化农业资源要素统筹整合，推动区域设施共建（如共享烘干中心）、标准共用（统一追溯体系）、渠道互联（联合品牌打造）、风险共担（建立互助型保险与基金机制），全面提升农业组织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水平。
强化产业链协同机制。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七统一联农带农模式（统一种苗、农资、标准、检测、包装、品牌、销售），健全“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土地入股+优先雇佣”等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链条协同高效运转。
政策支撑：提升政策精度，强化政策执行
实施数字化精准管理。依托国家农业大数据平台，构建“主体画像”数据库与动态管理体系，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为每一经营主体赋予唯一数字身份标识及二维码，整合其生产数据、品牌信息与信用记录，实现可视化、精准化、数字化监管。
提升政策执行效能。推广农业政策“三单制”管理模式，提高政策执行透明度与可操作性。在国家农业大数据平台嵌入农业政策服务接口，实现高频事项“一网通办”。探索建立政策试点容错机制，增强基层探索主动性和政策适配性。
市场培育：强化科技赋农，拓宽销售市场
重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在县域打造“冷链物流中心+共享分拣车间+5G直播基地”的一体化电商平台，组织优质农企对接主流电商渠道。实施“村播成长计划”，重点扶持一批本土电商主播。
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依托国家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集遥感监测、区块链溯源、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于一体的省级农业数字平台，实现50%以上地标农产品全链条可追溯。
风险防控：加大融资支持，构建风控体系
深化产权与金融融合机制。稳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确权—评估—资本化”路径，推动农业资源要素金融化。降低经营主体融资门槛，试点“生物性资产+保险增信”融资模式，拓展农机、果园、设施等抵押贷款品类。
推动保险产品创新。健全农业再保险制度和灾害风险分散机制，推进“气象指数险”“价格险”“托管险”等创新险种，扩大财政补贴范围至特色农产品领域。
构建智慧风控体系。基于农业数字平台，整合气象数据、市场动态、疫病监测等多维信息，构建“72小时风险预警模型”。设立省级农业风险补偿基金，实施“政银分担”机制，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能力。
加快推进生物种业数智化升级
刘洪银（天津农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振兴不仅推动农业高产高效发展，还能培育市场收益高的优质新品种，促进农民增收。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指出，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在高校、科研院所和种业企业的生物育种实践中应用，提高了育种数据采集和分析效率。但我国育种智能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须政策加力支持，充分释放种业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潜力。
制约生物种业数智化升级的短板
种质资源库数据化程度低、数据标准不统一，阻碍农业产业协同和融合发展
智能育种需要庞大的数据支持，数据标准化是数据开放共享利用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层面和多个省市已建成农业种质资源库，但各地建设的种质资源库以实物保存为主，数据化程度低，在种质资源的开放共享和展示交易方面亟待加强。另一方面，农业数据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与接口体系，生产、流通、监管等环节数据孤岛现象突出，制约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训练精度与应用效能，不利于数据资源高效配置，也不利于种养殖、加工、销售、管理、服务等全产业链各环节数据、资源、业务的协同和融合发展。如育种数据采集口径不统一，特别是表型数据、基因数据的标注、字段、命名、格式等采集存储标准缺失，数据格式和精度差异性大，数据利用度和共享程度低。由于缺乏标准化大数据管理体系，农业大数据检测平台和农业数字服务企业等数据应用主体仅限于数据采集、粗加工和现象展示层面, 难以实现数据有机整合和高效利用。
智能大数据平台建设滞后，生物育种智能化进展缓慢
我国智能育种起步较晚，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促进措施，但智能育种尚未普遍展开，在政策国际接轨、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种质资源和表型数据共享、种业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智能育种体系和智能大数据育种平台建设滞后，目前育种表型数据仍普遍采用传统人工管理方式，数据处理效率不高，基因与性状关联分析不精准，制约分子育种效率。
智能技术农业推广较慢，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够强
一方面，数字农业产业化应用场景建设不足。由于行业产业、地域的差异，农业应用场景差别较大，阻碍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2023年第一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10.78%,显著低于第二产业的25.03%和第三产业的45.63%。一些农业人工智能模型和装备主要针对规模化大田设计，对丘陵山区、特色种养等场景的适配性不足，数字技术仅应用到农业农村产业链、价值链的某个环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集成度不够、契合度不高，未达到“系统解决方案下乡”的程度。数字农业项目集中布局于大田作业区等环境好的地区，以及设施农业等短、平、快的分支领域。数字技术对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支撑不足。即使在经济发达省份，数字技术在加工、贮藏及物流等方面的应用也不充分，难以实现农业全产业链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及装备价格较高，多集中于大型农企、示范农场，中小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小农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中小企业等因成本高、技术门槛高而难以承担初始投入成本及重置成本，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场景的应用，这也降低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主体向农业场景推广的动力。一些地方将农用无人航空器、大米色选机、果蔬收获机等智能化农机纳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但缺乏温室大棚物联网传感器、智慧农业数据中心等高端智能装备，难以在农业领域低成本、大规模推广智能技术。国家支持地方试点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但各地试点情况不一，一些省份没有将高端智能农机新产品纳入目录管理，补贴产品、型号、额度不明确，政策综合支持力度不够。
加快推进生物种业数智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推动种质资源库数据化升级和数据标准体系建设，促进育种数据开放共享和展示交易
一方面，加强种质库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建设种质资源数据集成与分析系统，推动“种质库2.0”升级，实现实物资源的数据化存储、共享、展示、交易。支持农业高校、科研机构对种质资源进行规模化表型和基因型精准鉴定，建立表型数据库和基因组数据库，并运用物联网系统、表型数据自动采集系统，采集作物全生命周期表型数据，补充种质资源数据库，为人工智能智慧育种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加快育种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制定契合种业发展现状和目标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如种质表型数据采集规范、表型数据获取设备规范等，形成区域统一的种业数据采集管理标准和规范，构建种业数据跨区域开放共享和展示交易的新生态。
加快智能化育种信息管理系统研发推广，推进常规育种决策智能化升级
生物育种海量数据科学管理以及复杂育种数据的高效分析离不开智能化育种数据管理系统。应引导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育种企业以基因型、表型以及田间实测数据为基础，自主研发面向常规育种的智能化数据管理系统，包括种质资源表型精准评价、最优组配方案智能推荐、品种性状精准评价等模型，推动育种决策智能化。采取研发后补助和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税前加计扣除等措施，鼓励育种主体建立智能科技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和激励机制，构建企业研发投入—育种创新—智能升级—市场回报的创新发展循环生态。
加快智能技术农业推广应用，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降低农业人工智能技术采用成本。一是开放农业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农业大模型国家公共基座，建立统一、宽广、开放的农业人工智能基础数据库、基础模型和算法公共平台，向农业人工智能场景开发者和农业企业开放，降低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主体的应用门槛。二是加大农业人工智能产品政府采购力度。支持地方政府加强对农业人工智能通用软件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采购，支持农业人工智能研发制造企业采用融资租赁、合作开发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鼓励农业人工智能使用主体采用带量集采、租购并举等方式降低购买成本。三是将农业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纳入设施更新目录管理。在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中将高端智能农机创新产品全面纳入目录管理，明确补贴产品、型号、额度，逐步提高补贴水平，降低应用主体使用成本。
构建农业人工智能企业联农带农机制。支持构建智能农业技术体系、应用场景和服务体系，支持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农业应用程序和应用场景的设计开发。农业部门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和技术帮扶纳入龙头企业认定和评价指标体系，鼓励人工智能企业帮助农户改造提升生产经营设施，为农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让小农户搭上农业人工智能班车，推动农业全产业链人工智能升级，构建农业人工智能产业新生态。
用活投贷保贴政策。加大人工智能企业涉农经营补贴，对购置智能装备、接入数据平台、研发核心软件和管理平台的企业给予奖补，阶段性减免农业人工智能项目税收。创新金融产品，引导金融机构提供“数字种业贷”、融资租赁等服务。
加大农业从业人员智能技术技能培训。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工程，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高素质农民培训的重要内容，开展数字素养提升、数字技能培训、数字科技体验、数字安全科普等培训行动。吸纳既懂智能技术又熟悉农业生产的复合型人才组成培训师资队伍，线下对大棚种植户、工厂化养殖户等进行农业物联网技术及植保无人机、智能农机装备操作等技能培训，培训合格的人员在智能农业项目申报、政策扶持、信贷支持等方面享有优先权。
焕新乡村集市点亮城市烟火
——文艺赋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杨扬（山西省社科联科研部副主任）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当前，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乡村集市因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味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焕新乡村集市，以文艺赋美乡村，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回应了民生需求，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为民初心，有望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集市：“村游”热潮下的城乡互动与烟火互济
乡村集市也称赶集、赶大集，原为农村地区的传统交易场所。随着乡村漫步即“村游”爆发式增长，乡村集市与“村BA”、村晚等联动出圈，成为贯通城乡、连接乡土与时尚的独特窗口。
集市是指在固定地点定期进行货物交易的市场形式，可追溯至史前时期的聚集交易。《周易》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另有《左传》“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木兰诗》“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等记载。其后，因地域、时间不同而名称各异，岭南人称为“虚”（墟），西蜀人称为“亥”，山东人称为“集”，江浙人称为“市镇”。当前，集市的形式和功能已从商品交易场所，演变为集消费、文化、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空间，比城市商业综合体更鲜活、更接地气。
集市和市集，均指人们聚集交易商品的场所，具有临时性或周期性的特征。集市与农耕文化有关，强调周期性聚集之“集”；市集多在现代城市，强调商业属性、交易功能之“市”。在乡村，农民通过集市进行买卖，城市人则以“村游”奔赴乡村，通过赶大集买商品、见“市”面，在热气腾腾的地方小吃、带着田间露水的新鲜果蔬和现场吆喝叫卖声中，获得审美体验与情绪价值。在城市，商业综合体借鉴乡村元素打造各类市集，如重庆悦来美术馆举办重建“美术馆里的菜市场”展览，上海徐汇区乌中市集等地打造“菜市场里的美术馆”策展实践，邀菜贩与艺术家担任导览员。
乡村集市是乡村全面振兴澎湃活力的生动写照，文艺赋美乡土也让乡村集市从“买卖场”变身为“文化场”，成为文旅新地标。一是展示在地文化。如山西忻州东石村每逢周日举办集市，吸引了附近居民赶集购物，与忻州古城形成互动；安徽滁州“狗市”由花鸟虫鱼小集市蜕变成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的“网红大集”，线下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5万人，成为汇聚明光艾草、南谯香菇等地域特产，天长话、来安腔等方言的文化场域，游客购买产品，更体验乡土热情、“村游”慢生活。二是产生价值跃迁。乡村集市上的初级农产品变为“文化IP”，成为城市人寻找乡愁、追求品质的寄托。例如山西吕梁开栅镇发展沙棘专业镇，推出沙棘系列产品和沙棘文化旅游线路；忻州代县以雁门关马拉松等赛事推广代州黄酒，吸引社交媒体“种草”，引发武侠文化共鸣和审美共情。三是吸引资本流动。山西和顺许村20世纪80年代因电影《老井》在此取景拍摄而闻名，后联合学术团队开展“许村计划”“艺术乡建”，村民手中的晋绣作品成为电商热销爆款、艺术展览热门，吸引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乡村集市、乡土民宿等小微项目。
发展困境：城乡对话中的管理路径与收益分配
2026年春节，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洼大集、安徽省滁州“狗市”、辽宁营口红旗大集等乡村集市“火出圈”，为艺术赋能乡村提供借鉴、带来潜力。然而，乡村集市发展也存在诸多难题，亟待破解。
规范管理缺位。一是现场缺乏秩序。部分集市为群众自发组织形成，人员流动性强，摊位凌乱分散，货品质量难以保证。二是影响交通秩序。集市常设置在交通便利、人流集中之处，但摊点摆放、群众停车要占用部分公共路段，易造成交通拥堵。三是监督管理欠缺。集市摊点数量众多，经营者、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管理单位职责不清晰，易出现管理“盲区”。
价值收益失衡。一是村民收益较低。许多商业综合体热衷于引入乡村集市、农夫市集等概念吸引客流，但大多周期短且摊位费高昂，农民与手艺人收益较低。二是乡村人才断档。村集多面向中老年群体，许多“农二代”“果二代”长在城市，缺少对家乡物产、手艺、方言的了解，返乡创业年轻人对父辈赶集等营生缺乏认同，易造成技艺断档、文化断层。
城乡政策分野。长期以来，文化、商业、土地等政策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指标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种治理格局对作为城乡接口的集市提出了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中车务段将火车车厢改造成“乡村集贸市场”，贵州六盘水市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依托火车站和慢火车，售卖村民凌晨现摘的蔬菜、蒸好的食物，打通了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产业链，提供了新思路。
未来展望：以文艺赋美重构城乡对话新通道
文艺赋美乡村要从乡村出发，通过激活内生动力、打通产业链路、创新传播方式、筑牢机制保障进行系统重塑，让本土风物成为对话媒介，将乡愁价值“拉满”，让国潮“破圈”生长，做到越传统、越时髦。
探索监管模式：让参与者成为秩序维护者。一是充分调研，合理规划。相关管理部门应深入走访了解村集运营方式，明确流动摊点的点位、数量、类型、布局及时间节点。二是完善设施，改善交通。提供稳定的水电供应，维护安全卫生环境，及时处理垃圾，合理规划停车位，提高消费者体验。三是明确责任，科学监管。在调研基础上，制定出台管理办法，探索有效监管模式，鼓励村集体、经营者、参与者积极维护集市秩序。
激活互动主体：让“赶集人”成为文化摆渡者。村集发展红利要留在乡村，就要激活几类主体：一是在地农民。支持村集经营者、返乡青年等新农人，以设计、营销、电商经验等新理念改造提升集市摊位；鼓励有条件的村集运营团队进城，与城市社区、文创园区合作开集，参与展览策划，以微短剧、网络直播等形式记录、传播。二是城市主体。在城市商业空间常态化引入乡土文艺，将部分收益回馈乡村；推广“社区支持乡土手艺”模式，鼓励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与特定乡村集市建立结对关系。三是跨界力量。引导规划师、艺术家、文化志愿者等群体参与乡村市集、休闲露营场景构建、主题策划、资源链接，形成流动不流失的人才网络，扩大乡村文化影响力，推动城乡文艺互动。
破除融合壁垒：以文化善治推动城乡共同发展。一是推进“城乡文化融合示范区”建设。探索协同治理，对符合规划的特色集市、乡土文化展销空间，建立用地性质认定、食品经营许可等方面城乡互认、一证通行的绿色通道。二是建立城乡文化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将“城乡文化对流活跃度”“乡村文化产品进城覆盖率”等纳入乡村振兴与城市文明测评双向指标体系，推动城乡发展。三是实施“集市传播计划”。鼓励城乡资源对接，邀请国际友人、社交平台达人担任“文化体验官”，深入体验中国集市的真实温度；开展集市文化论坛、匠人互访计划等活动，探讨城乡融合实践经验；用好既有文化平台，增设“中国集市”主题展映单元，让乡土慰藉乡愁。
从乡村集市到城市烟火，是地理空间的延展，也是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作为城乡对话中最柔软、最动人的部分，也是启发制度创新、重构价值分配的坚韧载体。文艺赋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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